他躺在冰柜里已经10年了，死的时候是42岁。
于宙资料照。（大纪元，明慧网／大纪元合成）
【大纪元2018年02月0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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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冰柜里已经10年了，死的时候是42岁。
2008年2月6日，他因“奥运安保”被抓进看守所，8天后死亡。
他年迈的老母亲至今都以为他还活着。
他是一个乐手，毕业于北京大学。
在公开场合，他的名字不再被他的乐队提及，换了乐手的乐队，目前仍活跃在大陆乐坛。
他的很多朋友、同学不能公开纪念他，对他的死讳莫如深。
他的名字被中国官方网站屏蔽，他叫于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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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0日，于宙出生在中国东北松源的红旗农场五队，也叫七家子，位于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隶属于吉林省。
小时候于宙就比一般孩子傻，于宙的姐姐于群介绍，“他个子比同龄孩子高，但有孩子打他，他也不会还手。我替他报仇，找机会把那孩子给揍了，他还不领情，说你打他干嘛呀？稍大一点的时候，村里有人家宰牛，他还会为牛哭起来，我们那时都笑话他。他还木呆呆的，吃的啊玩的啊，什么事都不往前抢，也不争，那时候东西少……”
11岁时，于宙全家搬到了长春农安县。1985年，他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文学专业，他是当地的文科状元。
当于宙带着少年的文学梦想来到北京时，北大作为精神意义的象征，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五十年代北大的院系调整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打老师，及后期“梁效”（即“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化名。——注）的“批林批孔”，使北大学人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1986年开始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之后北大的自由，就更多体现在男女交往的随意，及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自由涌进了。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离经叛道让学生们兴奋不已，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艺术当时成为主流，先锋的、实验的文艺演讲在北大到处都是。于宙从不激烈地反对什么，他的口头禅是“我是农村人，不太懂”。当时也在北京上学的姐姐说，“他不愿故作高雅，所以才强调自己是农村人。其实我父母都不是农民，我父亲农大毕业，我母亲是小学老师，我家有非常多的外国文学书，也是因为他看了很多书，才想到北大学法国文学的。”
当大家想着将来干什么、怎么发展时，于宙吊儿郎当，找女孩谈谈恋爱，或者弹弹吉他。一些在别人看来很不现实的东西那时就开始困扰他了，他当年的一段诗留下来：
走啊走
走到一个大门口
推开了门
往里面看
里面什么都没有
“一点诗意没有”，多年后他妻子回忆，“但吓了我一跳，修炼后我才能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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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北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开始高涨，他们希望中共能够在内部改进，能够更加民主、自由。临近毕业的于宙，和大多数学生一样，该去的地方他都去，三角地看小字报，游行，天安门广场也去了，“总是要去支持的”。但他对国家大事没有热情，也不喜欢政治，6月4号之前他就趁乱到农村玩去了。
毕业时国家安全部曾去他们系挑人，政审，于宙不想去：“祖宗八代都查，那不就是当特务嘛。”最后他选择到北京外文局当翻译。
外文局是中共对外宣传的喉舌，他所在的《北京周报》法文部就是周恩来亲自命名的。于宙喜欢奥林匹亚打字机的声音，“像音乐一样悦耳”，但翻译中共领导人的讲话让他厌烦。当时如果想挣外快，还可以加班翻译《邓小平文选》。
工作之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经常搓麻玩牌，那是六四以后严酷的政治气氛中，最为放松的流行娱乐了。于宙不会搓麻，大多时间就是拨拉一把吉他，有时和朋友褚福军等聊聊文学。（褚福军，又名戈麦，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诗人，当时在外文局工作。——注）
1991年，褚福军负石块自沉万泉河，这让于宙很有感慨。他后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依托，沉浸在纯艺术里的人生其实也是没有出路的。
在北京城的于宙，执着地想念着他出生的地方，他经常闪著单眼皮的小眼睛，孤独地吟唱：
总是在梦里，
又回到老地方……
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几十户人家，家家都敞着门过日子，不太担心丢东西，东西被偷也知道是谁干的。
他说起村里的芦苇塘，里面有大天鹅，叫“长脖子老等”，“没啥稀罕的，北京也会有”。有一次，在北京一条发臭的护城河边，他坚持说不远处的石头上，站了一只“长脖子老等”。朋友和他打赌，走过去一看，果然不是，一个灰色塑料袋缠在了水泥浇灌的石头上。
多年后他回老家找，也没看到一只“长脖子老等”，他喜欢的东西都消失了。
不能适应机关生活的于宙总被领导“谈话”，最严重的违纪是：没有经过申请，他就和外国专家私自接触。领导也没把他咋样，他倒是决心自动离职了，那时候，和他一起进外文局的同事，靠翻译《邓小平文选》，农村老家都快盖上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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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于宙从外文局离职下海，当时也不是想挣什么大钱，他只是想换一种生活。
“我们都认为他没有做生意的头脑，有时还缺心眼。”一个北大同学回忆，但出乎意料，他挣了大钱，“他是头一个用手机给我打电话的人，我记得太清楚了，因为那时候大家也只有个数字呼机。我能在电话里听到呼呼的风声，他在街上给我打电话！那年代，不可想像啊。”
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叼著雪茄，于宙成了一个“倒爷儿”，前呼后拥，每天都是饭局，然后带客户到酒吧唱卡拉OK。他经常唱《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开始还牛哄哄的他很快就感到痛苦了，那段日子后来被他唱成了摇滚：
钱是好东西
名是好东西
可是除了名和利
在人群之中又能得到什么东西！
为何不逃离
能不能不去……
他对妻子说，不想做生意了，“我想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常去的酒吧里，一对驻唱的北漂歌手吸引了他，他羡慕不已：像他们那样生活多好，不用花钱唱歌，还能挣钱！几年后，他与这对北漂的小娟和黎强夫妇组建了民谣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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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搞音乐，1994年从北京饭店撤了出来。他的同学再次吃惊：“居然又玩上摇滚了，于宙连谱都不识！”不识谱的他靠录音机写歌，脑袋里一有了旋律，马上就打开录下，找乐手排练、演唱。他参加各种聚会，与各种人接触，每天都好像要出去找什么，然后是每天都找不到。他写的歌也没人能理解：
当我发现自己的时候，
正在跟着人群往前走
…………
再回头看看我的所有
面对死亡就是一堆垃圾
可我还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能让我投入心甘乐意
他总是不合时宜，他的同学说，我们不懂他。他不爱说话，心里有主意，不太和人说心里的想法。
折腾了两年，于宙最后否定了他所有的摇滚作品，他认为音乐“不应该是宣泄”，而且，摇滚圈里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也让他越来越疏离，他说，“我心中是有净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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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于宙接触了法轮功，刚开始就发生了奇迹。当时他腰间盘突出，连几斤重的米都拎不了，看《转法轮》不到一个月，他就能背一个人上六楼了。但这还不是他要修炼的根本原因。
他兴奋地告诉朋友：“我有师父了！我知道生命的意义了……”
不是所有人都关心这个。他笨嘴拙舌，说话又慢，被抢白一通后，也就默默地给侃侃而谈的朋友们端茶倒水了。他不气恼，也不辩解。他的真诚和孩子气，让习惯了插科打诨的朋友们也不忍心嘲笑他。
在一个小本上，他工工整整写了这句话：你是否正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人好。
还有一句歌词后来被发现：
当我发现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决定与它和平共处
他写字一笔一画的，他学不会连笔字，潇洒不起来，以至后来在CD上给粉丝签名，也笨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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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洗干净”，有一天夜里打坐后，于宙说：“真正的觉者，是能为真理而赴汤蹈火的。”那是1999年初，于宙妻子回忆，当时他表情肃然，像小学生一样，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被中共定为“×教”后，全国各地有大量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很多外地学员在于宙家有过短暂的停留。于宙带回了搞电脑的黄雄来家里交流，吉林大学数学系教师沈建利和她二岁的女儿格格、工程师云庆彬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大连轻工学院的陈家福等等，都在他家住过。武汉的彭敏那时也偶尔到他家洗个澡，晚上彭敏在菜市场的摊位上睡觉。
于宙有时开车把学员送到天安门，然后到乐队排练。晚上演出后，有时会往家拉违禁的书和资料。有一次，他拉了一后备箱的《法轮功》，到家后说：“我害怕，总感觉警车在后面呜呜跟着。”但下一次让他去拉书，他还是毫不犹豫。
那时他家最多一次住过五六十人。警察来了，抄家。人不断被抓走，被拘留、被判刑、被劳教。于宙也被拘留了两次。
2001年4月，彭敏死了，22天后，彭敏的母亲也死在同一家医院。看到消息后，于宙异常严肃，对妻子说：“将来我们两个不管是谁，如果是因为修炼而死，另外一个人一定不要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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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妻子被判刑5年，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迫害法律实施”，那次如果不是于宙出去排练，也会一同被堵在家里的。
于宙对监狱警察直言自己也修炼，所以就几乎得不到探视妻子的权利。唯一有一次电话接见，隔着玻璃，他拿着话筒对妻子说：“你过得比我更有意义。”那5年于宙与乐队一起，继续排练演出。
一位粉丝朋友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一直不知道于宙家里的事。但那天他特别高兴，说第二天他妻子就要回家了，说她在监狱已经整整5年了。接着于宙就谈了他们的信仰，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当时我以为他不过就是说说罢了。他说：‘我是能为信仰付出生命的。’”
那时乐队已经有了名气，评论说，他们乐队用音乐搭建了一个世外桃源，闭上眼睛听他们的音乐，好像就进入了林中山谷，就可以远离世俗的烦恼。乐队名字叫“山谷里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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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6号，乐队在中国传媒大学开始了巡演的第一站。最后的压轴曲目是于宙唱的。他自己吹口琴伴奏，翻唱了罗大佑的《爱的箴言》：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
将孤独留给我自己
我将春天付给了你
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
他神情漠然，没有一丝煽情，也没有与台下互动。一个在场的学生说，传媒大学的舞台，一般人镇不住，最后一曲都会被习惯性恶搞，多大的腕儿都会被哄台。很奇怪，那天台下的学生居然没人起哄，也不知于宙怎么就镇住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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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于宙与妻子开车回家，路上被警察拦截。他们的身份证号码被当场联网查验，很快证实他俩均修炼法轮功。警察在于宙的吉他袋里找到了几张神韵光盘。那一夜，他们作为“同案”被扣在派出所讯问。那是中共“创建平安奥运”的第一天——2008年1月25日。
他妻子回忆：
“第二天我们被拉到医院体检，之后在通州看守所门口再次体检，体检合格才可以被拘留。在羁押室门口，走在前面的于宙突然就停住了，转过身对我说：‘这一次，我将以生命为代价。’他表情僵硬，看着我，又说：‘你放心，我行。’
“进了羁押室，他什么都不配合，我听见他对警察说：‘我没有罪’，警察对他吼起来……那几天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也奇冷无比。”
8天后，于宙的在京家属被通知“于宙病危”，他们赶到北京999急救中心，但不许接近于宙的身体，周围挤满了黑衣警察。当晚22点，于宙被宣布死亡，警察称死于糖尿病。
那是除夕之夜，北京城的鞭炮不停歇地炸响，让人心慌。于宙姐姐说：从那以后，我再听不了鞭炮声了。后来于宙在她的梦中出现，对她说，“姐，不要难受，死，只不过是在世间脱下了一件衣服。”
隔着看守所的栅栏门，警察对许那宣布了于宙的死讯，她没有掉一滴眼泪。第一次被判刑时，她的“同案”、法轮功学员李丽死在看守所，这次的“同案”是她丈夫，又死在看守所。她想起了丈夫曾对她说的那句话：将来我们两个不管是谁，如果是因为修炼而死，另外一个人一定不要难受。
许那就于宙的非正常死亡向通州看守所提出了控告，因其是法轮功修炼者，检察院“不予受理”。 之后她再次被判刑3年。
于宙的姐姐要求警方出示当时的监所录像，警方开始说，“可以给你看一部分”，后来又说，“录像都删了”。
“于宙被拉到医院前，每天我都和他在一起。”一个与于宙同监室的在押人2011年出现了，他声称见证了于宙在看守所最后的日子。
“他受的苦不是人受的”，他竖起大拇指，“于宙是一个爷们！没见过这么刚儿的爷们！”这个不愿公开姓名的人还说，“通州看守所草菅人命，责任警察叫董亚生，会武术。”百度网上查到，董亚生曾被评为全国优秀警察，是警察系统内的武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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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死，但他决绝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将以生命为代价。”
在此之前，他认识的一些修炼者有罹难的，包括沈建利，还有黄雄失踪15年都没有消息，陈家福和彭敏被打死，参与长春插播的云庆彬被逼疯，他的妻子，也因为不认罪遭受酷刑。他当然非常清楚，他的选择可能是“要拿命去换的”。
他的北大同学说，于宙生活的每一步都出人意料，但他的死，确实很难接受，因为“他不是叛逆的人，也不偏激，他性格忍隐，甚至很柔弱，不会与任何人为敌”。
他只是坚持：“我没有罪”，他只不过单纯地把自己的思考和生命实践融贯在一起，试图以肉身去承担这个结果。
当普通人已经无力抵挡国家机器的碾压，当努力适应环境成为实利教育的目的，当趋利避害地游刃有余于现实成为一种智慧，当集体噤声、选择性遗忘、顾左右而言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作为北大学子，于宙死的一个意义就凸显出来：一个人仅仅为坚守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一最简单的问题。
于宙死后一直躺在冰柜里，他的名字被中国网站屏蔽，所有与他相关的文字视频几乎都被删除。而在一个老式卡带里，还能放出他20多年前的哼唱：
我已经活了一百来年
一个无奈的躯壳
一个混乱的空间
是不是在我离开以后
天与地仍然会不停地转
…………
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人。#
责任编辑：张宪义、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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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北京民谣乐队：山谷里的居民 (好久不见——于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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