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T OF THE DIALOGUES IN THIS VIDEO ARE SPOKEN IN ENGLISH, 中文翻译-请参阅下文)
该纪实片的播放在葡萄牙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关注：
一位中学女教师看了这个片子说：“这个片子里的内容太可怕了！让人心惊！简直难于相信是现在发生的。”
一位女大学生说，“这个节目看了太震惊了，太恐怖了！要公布啊！”
另一位女大学生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位男大学讲师说：“炼法轮功的善良人还被活摘，太恐怖了！无法理解中国在干什么？！我会用我的办法把这个真相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真相。”
以下为该片全部内容的翻译。
1》 0：21（片中的画外音）
我的丈夫经常从恐惧的恶梦中尖叫地惊醒。
ANIK为了保护她的身份，在接受采访时用的化名。
最近几年在逃避危险的追杀。
曝光了一个隐藏在医院里的劳教所。
在锅炉房的焚烧炉也被用作焚尸炉。
ANIK为了保护她的身份，在接受采访时用的化名。
最近几年在逃避危险的追杀。
曝光了一个隐藏在医院里的劳教所。
在锅炉房的焚烧炉也被用作焚尸炉。
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00：50
每天我都收到大量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问题的电子邮件。当安妮在大纪元发言，我知道了这个故事。早期我想要做的，是尝试从历史上大屠杀的案例中总结教训。主要有四点总结：1）倡导正义； 2）消除被不正当的手段煽动起来的仇恨；3）帮助难民；4）站出来代表受害者，宣扬普世价值。
做法轮功的案例，与我帮助难民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律师，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受迫害的难民，他们有着被迫害的故事，需要在行政法庭之前立案，但是他们往往没有证人，没有证明文件，没有法医证据，而只是带来了他们的故事。
我一直参与国际特赦组织和各种国际人权组织的工作。这些机构的确有研究部门，但他们都非常简单，并不做复杂案例的研究分析。很多人做这些案例通常会崩溃。因为我通常处理这种资料明显缺乏的案例，并试图立案。通常人们（做这些案例）要么灰心失望，要么干脆放弃。（做这些案例）我的日常生活经常充满了谋杀、酷刑、性虐待等等。我的意思是，除非你对这个工作充满了精力和承受力，否则你就做不了。
我觉得我对这些案例可以作出的贡献是，我的专业分析、专业技能、客观态度和逻辑思考（对案例的分析会有益）。有很多人遇到这些案例可能会不安或兴奋。对我而言，不安或兴奋无济于事。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件没人会做的事情，它符合所有条件，所以我回答说，没问题我可以做这个案子。
2》 1：04（片中的画外音）
我在给《大纪元时报》写东西的时候认识的DAVID。
他在Santa Monika做演讲，在五月份穿斗篷，看来很奔波。让我佩服的是他在为人类的正义不辞劳苦的奉献。
我们保持邮件联系，他的回信，总是在机场，在来往于维也纳或澳大利亚的路上。或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同压迫作斗争。
黄基恩 （Kean Wong – NTD电视台主持人）：—3: 16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清楚的是，中国政府当局认为它可以几乎消灭所有的东西。西方社会只要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通常不关心中国政府对他们自己的人做什么。
彼得•罗（Peter Rowe, 《超越红墙》“Beyond the Red Wall”作者）：—3：30
我每次去镇上，总会有这些法轮功学员在议会门前不分昼夜、风雨无阻的表达抗议，这使得我感起兴趣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并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
大卫•麦塔斯：—3:40
法轮功是一组基于精神信仰基础上的健身练习，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开始教学的。它是基于中国古代传统气功、道家和佛家的融合体系。我和大卫•乔高都不是法轮功学员。要我们参与调查的部份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中国之外，不在其中，我们能够对这整个问题发表独立意见。
3》 4：09（片中的画外音）
David Matas 和 David Kilgour 发表了《血腥的活摘器官》，彻底调查对法轮功学 员进行活摘器官的指控。
法轮功在中国传播很快。这发生在铁幕和前苏联的崩溃，中国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之后的时间点上。当时在中国有一段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时期。中国当局实际上最初对法轮功是鼓励的，因为它对健康有益，（人们习练法轮功节省了医药费）从而大大降低了卫生系统的财务支出。它从1992年开始增长，至1999年据政府部门估计有7千万到1亿练习者，超过共产党员的数量（6千万）。
当时共产党对法轮功充满了嫉妒和恐惧的心理。主要是对这个根植于中国古代的传统、与共产党思想完全不同的健身运动的普遍受到的欢迎，产生了嫉妒。因为这种嫉妒和恐惧，在1999年共产党明令禁止。从那以后，明令禁止市民继续修炼。如果发现在中国有人习练，就逮捕他们，并要求他们放弃，如果他们不放弃的话，他们就会被施以酷刑，甚至失踪。法轮功群体已经在中国成为迄今为止首要的受害者。他们被拘留在中国的数以几十万计的劳教所里。
我是加拿大赫尔辛基守望小组的主席之一。因为共产主义是导致侵犯人权的一个根本原因，我曾对它做过专门分析。我分析了对人权的形形色色的不同侵犯，并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我试图从哲学上解释它究竟是如何产生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它也使用关于人权的词汇，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人权其实是属于所有人的、全人类的，他们认为人权仅仅属于他们（共产党）。
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说：当某个苏联公民的利益碰巧与整个社会（执政者的要求）一致时，就感到了民主和自由。反之，如果利益碰巧并不一致，就不同。换言之，参与革命者，完全自由；反对革命者，没有自由。
这就是当社会主义内涵犹存的共产主义。当今共产主义在中国，既有共产主义口号，还有资本主义的内涵，而且它在实质上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用武力强加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包含伦理道德，共产主义是一种强加的方式。但如果去除共产主义里面的社会主义成分，就没有任何人的伦理道德可言，就变成吃人的资本主义。就是没有法治的吃人的社会。吃人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伦理道德可言，因为利益可以驱使一切。
迈克尔∙麦洪恩（Michael Mahonen ，影片《沙尘暴》制片人）：—7:17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到了一个应该更清楚、更透彻地来了解中国政权的时候——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究竟一直在做什么。当今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事情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迫害开始的时候，有7千万到一亿法轮功习练者，这些人都被强加了迫害。
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 （Edward McMillan-Scott）欧洲议会副主席：—7: 55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预料到会看到迫害法轮功这样的事情。
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失去新中国》作者）—7: 58
没有不确定，（赤裸裸）没有掩盖，这个邪恶的罪行，它正在发生着。事实就是这样。
大卫•麦塔斯：—8: 05
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在中国正发生着大规模的迫害。我们知道的事实是——死刑犯的器官在他们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被摘除。我们知道的事实是——法轮功的习练者被剥夺个性、剥夺人性、被濒临生命边缘、被压制着和迫害着。这些迫害的手段通过使用最具侵害性的语言和行为在进行着。
大卫•乔高 （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8: 33
我们会见的第一个人是一名前外科医生的妻子。她现在是难民，居住在美国。她在2006年告诉我们，从2001到2003年，她的丈夫已经从约2000法轮功学员的眼中取出眼角膜。他们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被转移到另一个房间里，被摘除心脏、肺和所有的重要脏器，并用来出售。
安妮 ：—9:08
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 他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眼角膜手术，包括活体摘除。我的家人告诉我说，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医院参与的医生很多都是从其他医院调过来的实习医生。这些人的器官被摘除以后， 有的人就直接被丢进焚尸炉里火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大卫•麦塔斯：—9: 51
律师和法院做的事是，先收集所有的证据，然后基于所有证据做出结论。当我面对法轮功案例，发现对其案例的研究存在着方法论问题。案情发生在手术室，没有公开访问权，作案后马上清扫现场，没有犯罪现场，人死后尸体火化，没有尸体，甚至没有受害者。没有人证明他们发生的事情。
我们开始假设1)证明存在或2)证明不存在的两种逻辑思路。让我们收集所有的证据，看看答案究竟何在。
4》 10：20（片中画外音）
当我们分析周围问题的因素时，得出的结论无法否定，需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点是时间 ，等待一个可匹配的器官是非常漫长的。或是可匹配器官来自于健康的人，所以心脏 平均等待时间是8个月，肝26个月月，肾37个月。
雅各布•拉维教授（Jacob Lavee，以色列希巴医学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10: 51
一个已经在我的病房住院一年多的病人，他一直位于等待心脏移植的候选者之首。我们无法为他找到与他匹配的心脏。他有一天来找我，说：“Lavee教授，我要去中国，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将会为我做心脏移植手术。”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他很认真。后来事情的的确确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去了中国，并在2个星期之内做了心脏移植手术。
这件事情让我开始进行一项深入的研究，以寻找为什么在中国，可以为一名（事先不知道其组织配型）的患者，提前2周就能安排好做心脏移植手术的时间的原因。
我发现的事实真相是：众所周知，20年来在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在通过当局正式法律许可的方式进行着。其实来自这些中国犯人的器官，已被用于来自世界各地、所有能支付得起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
5》 11：36（片中画外音）
健康器官由于缺血的缘故，在体外的存活时间是很限的：肾为12-24小时，肝为12小时，心为4-6小时。
加布里埃尔•丹诺维奇医学博士（Dr. Gabriel Danovitch，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兼肾脏移植项目医学主任）：—12: 24
要区分器官的来源是由于被杀害或捐赠，似乎是有点困难。究竟是因为这个犯人是要被执行死刑、而获取器官，还是由于他（她）具有一个配型合适的器官而被杀害？
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事实，为了获取其器官，有人被安排在某个时间点被处死。有时是为了获取心脏，有时是为了获取肝脏。（因为）你有一个器官接收者，（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枪决他（她），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毒死他（她）。你什么时候去处死他（她）的时间都定好了。这实在是令人唾弃、令人厌恶的事情。这是犯罪。
伊利达教授和医生（Prof. Dr. Aryeh Eldad ，以色列议会成员）：—13:10
我阅读到一份医学文献，其中说，他们在中国研究出了一种方法，他们用一张人皮覆盖了严重烧伤的病人（90%的面积烧伤）。这是一种临时的覆盖。在世界各地，我们用从尸体上取出的皮肤条块来用于治疗烧伤病人，但这篇文章说，中国人用的是全身的皮肤，像一个完整的信封套一样。我问这名外科医生：“你怎么冷冻保存如此巨大的一块皮肤？”他说：“不，我们没有使用任何冷冻法，我们只使用新鲜的。”我问：“那么你怎么能有这样巨大尺寸的新鲜皮肤？”他说：“在每一个特定的时刻，有数百人在中国等待死亡，我们称之为犯人。他们通过合适的方法处死这些犯人，然后我取其皮肤来治疗我的病人。”
当我听他说完后，我明白了，这个在医学文献中描述的所谓“奇妙”的方法，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并不适用于我。即使我很想挽救我的病人的生命，我也无法使用它。
大卫•乔高：—14: 56
在这6年的时间里，（中国）有41,500移植手术不能被死刑犯的来源加以解释。
大卫•麦塔斯：—15:07
我可以看到的趋势是，基于多年的器官移植数量的数据，在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之前是相当恒定的，而在迫害法轮功之后迅速增长。我被法轮功迫害的事实所震惊。很明显的一个解释是，杀戮法轮功修炼者，并摘取其器官。这本身虽然不是最终的结论，但是它是用来支持我们的指控一个证据。
加布里埃尔•丹诺维奇医学博士：—15:28
我采取的最保险的方法是，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政府说的数据，中国政府支持的卫生部网站报导，中国肝移植登记项目中有来自死刑犯的约有20,000例。因此，仅这些中国政府自己提供的数字，这些数据不容置疑。这是他们自己的数据，不是别人的。不是谁有反对他们的政治意图而提供的数据。他们自己的数据就足够让我担心。
大卫•麦塔斯：—16：04
我必须承认，整个法轮功案例非常令人不安。对我来说，这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我在世界各地与不同的法轮功修炼者谈过话，他们都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互相交谈过。他们都谈到了对他们的酷刑，这还是他们所知道的、所发生的情况。我会问他们关于验血的事情，答案是他们每个人都被验过血。对他们来说，验不验血并没有意义，没有妨碍，可是奇怪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被验过血。而那些非法轮功学员，通常没有人会被验血。
李斌 （受迫害的法轮功幸存者）：—16: 35
每个人都被带去做定期检查和验血。他们并不关心我们的健康。为什么他们要检查我们的身体？
大卫•乔高：—16:49
他们不应该是由于关心法轮功学员的健康而被检查，而应该是要看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否状态良好、以被出售而被检查（例如超声波检查）。这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
大卫•麦塔斯：—17：04
因为器官移植需要组织兼容性测试，所以有必要进行验血。因为他们通常会避免任何对移植来说没有用的化验，而会做任何对器官移植来说至关重要的化验，所以这些化验用于器官移植的意图变得更加明显。
大卫•乔高：—17: 17
做完这一切，资料都到了计算机银行。当你为了肾移植而来，由计算机发现合适的配型是“李女士”。于是“李女士”被从集中营调取出来，被送到医院，她被麻醉后，两个肾脏被取走，所有器官都被取走后。她就死了，她的身体被焚烧，她被算作自杀死亡。你得到了你的肾脏。
大卫•麦塔斯：—17: 44
我们有电话调查记录。
大卫•乔高：—17: 48
例如，我们如果打电话到中国的医院和监狱说：“你有可用于移植的法轮功人的器官吗？”来自全国各地约50个机构的回答说：“有。”我们记录这些对话，提供给了独立的解释员。
这些法轮功练习者不抽烟、不喝酒。他们是健康的，他们练习气功锻练身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医院，对那些想要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人，所要特别强调的卖点。
我们保存有详细的电话号码和调查日期的记录。相信我，我曾经是检察官。我知道会有人怀疑，所以我已经尽力确保通过规范方法，一切记录准确、真实。
大卫•麦塔斯：—19：09
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医院关于宣传器官移植等待时间和价格的网站广告。
例如，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内容：“我们的器官不是来自于脑死亡者，因为脑死亡者的器官状态不好。” “从2005年1月到现在，我们已经做了647例肝移植，其中12例本周完成的，平均等候时间为2周。”“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完成了2248例肝移植，去年平均成活率97%”。
6》 19：18（片中画外音）
在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站上说：可以马上找到器官捐赠者。在另一页上说，在移植器官之前，要检查捐赠者的肾功能。所以比另外一些国家从死人捐赠者那里得到的更加安全。
在同一个网页上有一个问答：做胰腺器官移植的供体是从脑死亡病人那里得到的吗？回答是：我们的器官不是从脑死亡病人来的，因为那器官不是很好。
另一个网站叫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后来被修正了，但是一个文件的版本从2005年的1到现在做了647例肝移植，仅这个星期就12例。平均等待时间为2周。
这个图形表示移植手术，在1998年，只有9例肝移植，到2005年已经到了2248例。虽然 用最大的努力去隐藏信息，但是明确的证人和令人震惊的报告继续吸引公众的关注。
爱德华•麦克米兰 – 斯考特：—20: 35
曹东在他30多岁的时候，是在华北地区的一个囚犯，他给了我们一份他在监狱里所看见的情况的报告，报告反映了他非常紧张的情绪（可以理解）。我问他是否已经知道发生的活摘器官（按需摘取犯人器官）的事情，这一由解放军医院经营的交易。他只能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是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法轮功学员。有一天这个朋友失踪了。当他再次看见他时，是在监狱医院的他的尸体。尸体上有洞，显然表明身体部份器官已被摘除。
在我与这些释放的犯人会谈之后，他们全部被抓捕。曹东由于与我会见，后来被判处五年徒刑。他现在仍然还在监狱里。
7》 21：46（片中画外音）
在2002年，一个国安部的武警证人，参与非法拘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做了第一手的报告，是关于一个女法轮功修炼者。他说：在经过一个礼拜的残暴酷刑，还有强行灌食，她全身都是伤痕。然后在她清醒和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用手术刀划开胸口，鲜血四溅，而她痛苦地叫“法轮大法好！”然后说“杀死我一个，还有千千万。”这时候，医生迟疑了，但是继续割静脉，心脏首先取出来，然后是肾。当剪刀去剪静脉时，她开始抽搐，太可怕了！像是撕裂开来，她的眼睛和嘴巴完全张开了。我不想说了！
加布里埃尔•丹诺维奇医学博士：—23:00
在中国发生的这一情况对世界各地都是有影响的。如果中国（的器官移植）给其他国家的富人，提供了一个廉价的解决方案，人们都到中国寻求死刑犯的尸体（进行器官移植），那么其他国家的医生，为什么还要再从其本国研究开发有效的替代途径，以满足其病人的需要呢？
尤拉穆•布拉沙尔（Yoram Blachar博士，前世界医学协会主席，以色列医学协会主席）：—23:22
世界各地共有来自83个国家的医学协会。我们知道在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得出售或购买器官用于移植。
大卫•麦塔斯：—23 :46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我们的主要盈利部门是器官移植中心。”那么你得到的信息是，军队医院杀死法轮功学员，获取他们的器官是一种赚钱的手段。
标价为：肾：62万美元；肺：160万美元；心脏：145万美元
中国有大量的贸易活动。中国有集中营、劳教所，其中关押的一半人员是法轮功修炼者。没有人能进去。没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些数字。来自劳教所基金会的估计是有2至4百万人。我们与从劳教所逃离出来的人员谈话得知，他们所做的产品是在西方出售的商品或组件。所以，中国是廉价劳动力市场。我们看到很多在商店出售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他们不说是由中国劳教所制造，但事实可能就是这样。
大卫•乔高：— 24 ：41
其实我已经与在这些劳教所待过和法轮功学员交谈过。我明天要与一名年轻女士会谈，她曾经在每天工作16小时的、制造出口产品的劳教所待过。
李斌：—24：48
这些劳教所会强迫你用一张纸，上面写有“消毒产品 安全使用”的字样，用来包筷子。他们分发到市场，人们使用它。但它是脏的，不干净的。我们去厕所后，不允许洗手。当我们一回来，我们就继续包筷子。
（美国市场一直对便宜的商品特别感兴趣。整个市场一直特别充满了中国商品。）我记得我是被迫编织毛衣，全部要手工制作。我们被告知，它们都出口到欧洲国家或美国。所以，也许有些你们穿的毛衣是由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制作的。
迈克尔∙麦洪恩：— 25:50
一些政府、企业、沉默的媒体，都在某种意义上出卖了自己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为了某些类型的游戏，通常是为了金钱或利益。有些是因为政治，因为中国涉及到世界一些军事行动的重大决策。因此，中国可以对这些事件施压。
伊桑•葛特曼：—26 ：20
越来越多的事情说明，所谓的企业责任只不过是用来构建中国共产党希望产生的效应的一个藉口。这反映在大多数军事技术领域里，那是这些公司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方式，只有这样做，这些公司才能在中国盈利。
事实上，人们每天都在中国被逮捕。经过天安门大屠杀，中国通过非常明确的法律，外国企业不可以卖任何监控设备给中国警方。该法律的信息很清楚。他们认为美国公司应该收回此类业务，这非常重要。我们思考一下中国政府这里采用的策略。他们希望自己来监视中国人。监视器就在那里，但它不止于此。政府使它变得更加明显。在你的屏幕让你知道你正在被监视。也许你应该看你在做什么，看你说的话。
8》 27：27（片中画外音）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媒体不传播这些：“不是偶然的！”
迈克尔•麦洪恩：—27:36
这些组织机构在中国在当前、或将来希望获取商业利润。众所周知，该制度将告诉人们在商业背景下，如果你做的事情，中国当局并不满意，他们可以阻止你在这里做生意。
大卫•乔高：— 27 ：58
像“时代周刊”或“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人还没有出现这些问题。这也许是与以下事实相关的（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如果我敢这么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几乎属于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拥有的国库券，数量达到两万多亿。
未名人士 – 28 ：18
你总想避免像日本和德国在上个世纪出现的问题。我所试图做的是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变得没有约束，当中国正在做坏事，我们继续对他们很好；中国继续做坏事时，我们还继续对他们好，相比起我们依赖他们而言，他们更依赖于我们。去年，近140%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与美国的销售有关，这是难以置信的数字。也许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存在逆差，然后与美国有顺差。当然，我们看到了中国是一个巨人。他们必须购买美国的国债，因为他们的经济如此依赖于美国市场。他们别无选择。
大卫•麦塔斯：—29 ：08
基本上中国正试图腐化外国的民主价值观，并把自己中国的高压价值观强加给外国。有时他们通过孔子学院来施压，像到处去阻止神韵艺术表演。在以色列有一个诉讼，因为在中国大使馆的请求下，特拉维夫大学停止了中国艺术的展览，这是因为有一个孔子学院在那里施压。
迈克尔•麦洪恩 ：—29 ：43
自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中中国杀死了许多手无寸铁的学生后，他们一直试图控制媒体，因为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真实报导到处可见。中国在当地的领事馆和大使馆作为一个实体，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存在，他们与很多机构和人有连系往来。他们给了很多人奖赏，也与很多人有交易，而且涉及在中国以外的媒体。这些媒体经营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应该谈什么。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谈论某些话题，谁回到中国可能就会受到迫害。
中国通常采用的是巴西黑手党战术和行为，这是他们正常的操作方式。
9》 30：37（片中画外音）
如果媒体隐瞒了真相，然而病人却真会有足够的信息，在良知下决定是否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伊利达教授和医生：—30 ：46
当我们听到一些不同的在中国做过器官移植的患者，过来对我们说：“我们的生命被挽救，是由于在中国可以超越一切道德底线的、摘取器官的这一事实，而这些道德底线在以色列或其他西方国家还存在着。”这一事实，永远会遭到伦理道德的质疑。
大卫•乔高：— 31: 25
您可以乘坐航班到上海，并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就诊，他们会化验你的血型和组织类型。他们发现一个与你匹配的器官，例如说在第75号集中营。他们告诉你，可以从一个被定罪的罪犯身上得到肝脏，因为你渴求这个肝脏，而你认为反正这个人都要死，从而得到一个肝脏。你带着你的新的肝脏返回到圣地亚哥，事实是造成某人已经死亡。
雅各布•拉维教授：—31:4
当我问我的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病人，他是否知道他的器官的来源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所想要的只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生命。同样，几个在那个时候去中国的病人，我或在这里的其他医生问他们：如果他们的得救是因为一个死刑犯或某人被处死的事实，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不能面对这个现实，他们仅能把这些想法放在一边。
尤拉穆•布拉沙尔（Yoram Blachar）博士：—32 ：26
我不能谴责正面临着选择死亡或移植的病人。因为如果没有解决他们问题的途径，他们会去中国。
加布里埃尔•丹诺维奇医学博士：—32：44
幸运的是，医学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事情。不道德的移植通常是恶劣的医学行为。许多事情经常掺杂在一起。我刚从医院过来。那里有因为交通意外事故、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他们从可以得到器官的国家那里接收了器官移植。当然事情是很复杂的。因此就有后果。
大卫•麦塔斯：— 33：06
其实在美国的囚犯想捐献器官，但他们不被允许，因为获取囚犯的器官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雅各布•拉维教授：—33：21
这不只是这些死囚的问题，还存在与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其他问题。例如如何收获这些肾脏或器官？如何分配？它们是给那些需要的中国人？或者来自国外的有钱人？谁去买？中国的穷人买不起。这些器官并不是采用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方式进行分配。不幸的是，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中国政府自己承认的，这些来自死刑犯的器官交易中存在一条腐败的资金链。腐败资金链一旦开始运作的话，是很难制止的。
大卫•麦塔斯：—34:03
“人们通常想到任何新的医疗发展，将会给人性带来福祉。当然，医学研究的目的虽然是开发新技术，但是不管它是如何先进，都得面对同样的关于善恶的判断问题。”
10》 34：17（片中画外音）
Jane Bine Li在1999年法轮功被迫害前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从那以后就生活在恶梦中，因为她是法轮功修炼者。
李斌：—34：27
人们无法想像劳教所里面的邪恶。它是一种像人间地狱的地方。首先他们要搜查我们的身体，脱光我们所有的衣服，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里有两个女警等着我。她们让我写一封“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我拒绝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知道宇宙的真理是“真、善、忍”，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他们说，好吧，那你蹲下。每个人抱着我的胳膊，每个人持有一根这么长的电棍（比划长度），开始电击我。他们说，你还是不肯写吗？我说不写。他们开始一起电击我。他们开始用电棍从我的背上、脖子、胳膊等处电我。几次我被击倒了，他们就把我拉起来一次又一次地电击我。
当天晚上我无法躺下。我不得不像这样趴在床上，因为我全身几乎都被烧焦了。我可以闻到被烧焦了头发和烧焦的皮肤的味道，就像你知道的烧烤的味道。
有的学员被折磨致死。在半夜，一些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当时我还以为他们被释放，但是没有。一天后我听说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我知道他们没有被释放。也许有些人被杀害或谋杀与摘除器官。
中国共产党就像是一个幽灵。有时他们看起来邪恶。有时候，他们可以变脸像一个天使。但是，如果他们向你微笑，他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他们只是想把你洗脑。
我们不允许睡觉。我们被剥夺了睡觉的权利。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尊严。他们多次侮辱我们。直到有一天，你觉得你无法忍受，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他们说：“你很傻。你相信真、善、忍。你以为你对我们善吗？我们要监视你。我们整天整夜陪你。你以为你对我们善吗？”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几乎不能进行理性的思考。我变得没有理性。我觉得自己如此糟糕。我很虚弱。我想自己没有什么用。我开始怀疑我自己。
发生在我身上的密集的迫害持续了约14个月后，我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给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身体的死亡，被折磨而死，另一个是精神上的死亡。
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佛为了宇宙的真理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知道我的信念是个真理。我必须坚定我的信念。不仅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世界。
11》 39：09（片中画外音）
以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例子，比如本国公民呼吁政府进行有效的解决这个群体危机。
伊利达教授和医生：—39：20
出于宗教、社会和种族背景的混合原因，很多人不愿意自己死后捐献器官。
雅各布•拉维教授：—39：38
在以色列器官捐赠中心，比率一直比较低，低于所有其他西方国家（40〜45% vs 70 – 80%）。
伊利达教授和医生：—39 ：57
我们知道，有一些以色列人自己在中国做了器官移植，通过自己的财务系统，被送到这里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我们不资助病人去中国，在中国做这样的器官移植。
一旦我们发表中国在死刑犯身上摘除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研究结果，以色列各大报纸发表了重要报告。我们的议会、国会，会见了当时的新的器官移植法制定者。我们连同我们的朋友，确保在法律的主要条款中禁止给任何在那些违反对国际法律或以色列法律的国家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报销移植费用。目前而言，以色列新法律已于2008年3月被议会通过，没有以色列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
12》 41：20（片中画外音）
Levi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解决了器官缺乏的问题，通过比例引入一个新的立法条款，鼓励器官捐赠和加强器官分配的公正性，这个条款决定器官捐赠有优先器官分配权。自从条款执行后，器官捐赠持续暴涨。
雅各布•拉维教授：—41：50
这真是令人惊讶。新法执行后，以色列移植中心的最终数据表明，在2008年活体肾脏移植手术58 例，2009年 69例，2010 年78例，2011年106例，几乎增加一倍的数量。与之同时，在国外移植的数量已经减少了90 %。
只要这些移植手术的费用能由公司全额报销，以色列人就会去那里；只要没有报销，对他们来说就放弃。就这么简单。我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迈克尔•麦洪恩：—42:33
在这一点上，条条大路通中国。我认为聚集在企业、政府、媒体的群体中的人们，需要对在中国持续存在、超过10年的这个可怕的东西，做出重要而紧迫的决定，而不仅仅是只是转身离开。我认为这是十分迫切、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们真的要停下来想一想，当他们做出对已发生的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不理不睬的反应的后果是什么。
大卫•麦塔斯：—43 ：09
作为个人，我可以专注于人权。我可以专注于调查杀害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除他们器官的案例。但各国政府必须权衡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来做出决定。
雅各布•拉维教授：—43 ：15
如果外交方法失败，需由医学界竭尽所能，阻止中国的同事们这样做。我们与几个朋友一起在国际医学期刊中发表文章，基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是死刑犯，要求禁止中国医生在任何出版物发表报告。希望所有医学界在世界各地的共同持续努力下，我们可以停止所有的中国医生这样做，从而希望从学术上消灭这条来自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的产业链。
加布里埃尔•丹诺维奇医学博士：—44:07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认识到器官移植旅游的这个问题，并在医学界尝试解决它。希望我们的结论和我们的决心将成为处理器官捐献者的核心内容。他们应该知道捐献者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接受者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并且器官必须通过一种道德的方式被获取，并通过一种道德的方式分配给人们。使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是一种廉价的渠道。这是很容易得到的。只要它很容易获得器官，用来开发替代途径的压力就会少一些。但事实是，它是对人类和对人性的犯罪，而且需要制止。正如世界卫生组织说，问题是他们（中国）能发展替代途径吗？这将通过很长一段时间研发，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中国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尝试。我只是有一种感觉，当中国政府真的想做一件事时，他们会做。
迈克尔•麦洪恩：— 45 ：22
中国政府会干扰在国外的很多事情，他们试图让那些提醒人们注意侵犯人权的问题的人们保持沉默。我做了什么呢？我告诉人们这件事。我认为这是解决这种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们知道这件事情。
大卫•麦塔斯：—45 ：44
我担心的是，当你谈论人权问题时，它不是一个神奇的按钮，按下它，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告诉人们。您可以写信。您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您可以向您的议会或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人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最终会瓦解一切。我参与了反种族隔离运动，当时似乎强大的政府链几乎一夜之间崩溃。我参与了抵抗铁幕的行动，它再次几乎在一夜之间倒塌。我还参与了在拉丁美洲的国家安全问题，之后又消失了。这种类型的中国共产党的压迫是非常残酷的。困难而残酷。你知道不断的小的压力能让体制一夜之内崩溃。如果我们动员让足够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一虚幻的力量最终会消失。
加布里埃尔•丹诺维奇医学博士：—46:50
如果给中国更多的压力，不只是医生，而是政府和人民，向中国当局讲清楚，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将会更有效。我总体上希望看到中国进入器官移植的世界，成为国际规则的一部份，他们有很多要做的。我相信其实一些在中国的进步力量其实欢迎专业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我认为力量掌握在他们手中。
李斌：—47:30
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在相互交往，对不对？在其他国家的人也能影响中国人。如果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做出努力营救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就是相当于拯救那里的人。如果更多的人觉醒，他们将退出中国共产党（相关组织）。虽然我经历了很多痛苦和折磨，可我并不后悔。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唤醒中国人并不知道的有关事实，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我们呼吁大家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因为它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中国共产党破坏了人类存在的基础。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是关于真、善、忍的宇宙准则。如果没有这个宇宙准则，世界是没有前途的。
大卫•麦塔斯：—48 : 58
我们看到的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能自我控制。如果你不阻止他们，他们就传播。有一种倾向，至少在最初阶段的人会不关心，说：那不是我，不必担心。人权问题不仅仅只是对所定义的一群人进行的攻击。最终，他们会扩大很多。在大屠杀中， 600万无辜犹太人被杀害，共计有3千7百万平民丧生。其中3千1百万不是犹太人。这是反犹太主义在二战之前没能被制止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及时制止它，不仅是600万犹太人会活着，而且3千1百万非犹太人也会活着。
压迫者有一个非常容易的方式来压制本国公民，因为他们控制着整个国度，但他们无法控制整个世界。外面的人可以拥有一些奢侈的权力，可以说出里面的人说不了的东西。其次压迫者并不需要听到本国的人说什么，他们可以任意处置他们，但是压迫者对外面不能也这么做。
这种苛政，更在意的外界的看法是什么：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足够大的杠杆，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我离获得一个足够大的杠杆还差得太远，我只能尽我所能。
我被卷入了法轮功问题的部份原因是，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是法轮功，我与中国之间有很远的距离。中国是一个奇怪的不同的地方。我想，如果你去伸张人权，你要跨过意识形态，把种族、宗教、精神结合起来，来强调人性。
我们需要起带头作用来协助那些不在我们其中的受害者。人们必须看到其实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件事情，同时，这些威胁就存在在这里，它就是这样威胁着我们。
13》 50：48（片中画外音）
Martin Niemoller（1892 – 1984）在二次大战时有一段名言：刚开始，当他们迫害社 会主义者的时侯，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当他们迫害工会会员时，我保 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当他们迫害犹太人时，我还是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 太人；当他们迫害我时，再也没有人能站出来替我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