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谈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的震惊全球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评价、定论，众说纷纭。国内外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晚年犯昏，让无知的红卫兵“打砸抢烧”文明古迹，对战友和下属则惨无人道的打成“叛特反资”，使经济建设遭“十年浩劫”而处于崩溃的边缘。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并未触到实质。
要想真正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还得了解一个大前提、一个人类社会的大局，这就是“末法时期”。什么是“末法”？其实不只是佛教“末法”、正教“末法”，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失去了正法、真法，没有了道德的约束，都无法可依了。“末法时期”，主要有以下三大标志：
一是近一千多年来，正教内部宗派林立，内讧争强，逐渐走向衰落。这就给邪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老邪教死灰复燃、东山再起，新邪教纷纷出洞、争民众抢地盘，大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势。
二是近五百年以来，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唯物论科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陆续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辉煌。但是，实证科学不能以实物证明神佛的存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便成为不断“淡化”神佛地位和影响力的过程，从而将民众“误导”到不相信因果报应的危险道路上，逐渐失去了崇高的精神支柱、坚实的道德基础和严格的行为规范。
三是近一百多年来，无神论（即社会学范畴的“彻底唯物论”）以“划时代”的姿势出笼亮相，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上帝和一切佛道神，把“末法”推向最后时期，使人类陷入最邪恶、最黑暗、最悲惨的深渊。
其实，只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此次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大局中一看，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便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二、实质
要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还得从“无神论”说起。那么，究竟什么是“无神论”呢？
“无神论”，就是其始作俑者撒下弥天大谎，把自己最大恩师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篡改”了一半、“剽窃”了一半，而编造出来的一套最邪恶的哲学理论。“篡改”的一半，就是把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绝对精神（即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和基础”，“篡改”为“人的精神意识决定了物质存在”这样一个荒谬可笑的哲学命题，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展开诽谤性诬蔑性的大批判，就编造出自己所谓的“最革命、最科学、最先进”的“彻底唯物论”世界观；“剽窃”的一半，就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全部照搬、抄袭过去，应用到自己编造的“世界观”内涵上，就自称创造出了“最革命、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论”。这，就是“无神论”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无神论”的“三大革命理论组成部份”和所有异端邪说的基础、源头。
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始作俑者，在“篡改”加“剽窃”的基础上，煞费苦心的编造了如下两套针锋相对的公式，然后贯穿到自己所谓的“三大革命理论”的全部内容之中，并传播到全世界，去毒害穷人，毒害全人类——
第一套公式，叫做“反动的、腐朽的、形而上学的”公式，即：
“唯心论”=创始论=有神论=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的理论=富人的理论
“唯心论”=创始论=有神论=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的理论=富人的理论
第二套公式，叫做“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的”公式，即：
“彻底唯物论”=自然论=无神论=被统治阶级即被剥削阶级的理论=穷人的理论
“彻底唯物论”=自然论=无神论=被统治阶级即被剥削阶级的理论=穷人的理论
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始作俑者，教唆自己的徒子徒孙按照上述两套公式闹事，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分别组织一部份穷人，拿起枪杆子去夺取富人的政权，建立自己的“红色革命政权”，再拿枪杆子镇压新老阶级敌人反抗和复辟，巩固好自己的政权。如此这般，逐步夺取一个又一个富人的“反动政权”，建立一个又一个穷人的“革命政权”，直到“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
近一百年来，全世界先后有二、三十个国家，以“无神论”作为建国立业之本，曾诱骗胁迫数十亿人搞什么“国际共运”，使数以亿计的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大部份人是跟着“否定”上帝和佛道神的旗号而走向死亡的，他们犯的可是滔天大罪啊！这，就是此次人类最大的悲剧！目前，仍有那么几个国家在顽固的推行这种邪恶的理论，等待他们的势必将是更大更惨痛的悲剧。
“无神论”的传播过程，就是“国际共运”的发展过程。100 年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在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分裂。以苏共为首的一方同以中共为首的一方，曾一度打得昏天黑地、焦头烂额，斗争的中心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争夺霸主地位、领袖地位，争夺“国际共运”的实际领导权、控制权。正在这个当口、关键时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显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适应“国际共运”内部争权夺利斗争需要而精心设计的政治产物。
现在，就让我们从三个具体的方面来看看“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全面、彻底摧毁中国的神权和神传文化的最后“大决战”。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意思就是两种文化的“大决战”。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批判神权和神传文化最坚决、最彻底的国家，所谓“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所有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是批判神权和神传文化的运动。光是大规模的拆庙毁像、直接打击神权和神传文化的活动就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土改时期”，旗号是“打倒封建主义”，除孔庙、武侯祠等屈指可数的几所宗庙外，把全国上上下下所有的宗祠堂庙一律拆毁或改作它用，并将京城、省市、州县等所有大中小城内的文庙（孔庙）、武庙（关庙）、城隍庙也一律拆改。据调查估算，此次毁掉的庙宇总数在200万所左右。与此同时，将全国的“儒学会”全部取缔，将孔孟之道的典籍全部收缴焚毁，还将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不断进行侮辱性的批判，致使儒教在大陆彻底消失。
第二次，“大跃进时期”，旗号是“破除迷信”，将全国高山平原上和江河湖海边的所有山神庙、土地庙、龙王庙、水神庙、火神庙、送子娘娘庙及“地方主神庙”（通常以一个大村或几个小村联合所建之神庙），一律拆毁，不留痕迹。据调查估算，此次毁掉的庙宇总数在20万所以上。
第三次，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旗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针对的直接对像就是各级政府明令保护的“文化古迹单位”了。经过几番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全国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庙宇已寥寥无几了。就连住着僧人道士的寺院、道观也在所难免，其中的部分庙宇也惨遭破坏，有的也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既是“文化大革命”开门叫阵、势压群雄的第一面大旗，又是“文化大革命”总揽全局、号令三军的帅字大旗。“横扫一切”者，“全面、彻底”之谓也。“泪飞顿作倾盆雨”，“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可择任何手段，既全面又彻底的扫除，不留漏洞、不留死角；还要“砸烂批臭封资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从物质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一律清除，既灭实物，又挖根子。同此前所有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此次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大决战”。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很显然，也很简单。通过“大革命”、“大决战”，在文化领域的所有舞台、各个角落“全面、彻底”清除神权和神传文化的形象及影响，为建立红色文化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为培养红色接班人开辟一个全新的阵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国内目标。通过“大革命”、“大决战”，证明中共是“无神论”忠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际共运”的“坚强堡垒和可靠根据地”、真正的“旗手和领袖”，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国际目标。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把中国建成以“红色文化”为一统天下的“红色样板国家”的“大宣言”。
有句名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但终归“破”是“破”，“立”是“立”，“破”还是代替不了“立”。那么，摧毁了神权和神传文化之后，该建立什么“文化”呢？当然是要建立“崭新的”“划时代的”“史无前例的”“无神论红色文化”的一统天下。
这里牵涉到一个“旗手”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无神论者曾将鲁迅、郭沫若命名为“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代、第二代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又将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新旗手”。前者之“新”，代表的是“新民主主义”之“新”；后者之“新”，则代表的是“社会主义”之“新”，“红色文化”之“新”。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新”的概念，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就是这个“红色文化大革命新旗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 ”中组织了一帮“红色文化专家”，煞费苦心、夜以继日编造了“八个红色革命样板戏”。这几个“样板戏”，曾一度占领了中国大陆的所有戏剧舞台、歌唱舞台、舞蹈舞台、音乐舞台、电影舞台等等文化阵地，成为民众“年年、月月、天天”必看必听的唯一文化娱乐项目。
切切不可小瞧了这“八个红色革命样板戏”。绝不可简单的认为，那是舞台上赶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后，民众文化生活匮乏而拿出来填补空白用的小作品。和“横扫一切”一样，“八个样板戏”同样是“划时代的”、“史无前例的”，也“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样板戏”是一个重大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在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之后，将变成一个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一统天下的“人间独立王国”。“样板戏”是一个重大宣言，它向全人类宣告，一个以“红色革命文化”为“样板”的“红色根据地中国”，将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样板”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八个，就会有八十个、八百个、八千个、八万个……，还愁那千百个舞台占领不了？且看当今的中国社会，红色电影、红色电视、红色戏剧、红色音乐、红色舞蹈、红色书画、红色广告……，哪里不是被“红色”充斥着、占领着？这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所要达到的国内目标吗？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文化战线既是联合战线的成员，又是一条独立的战线。过去中共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切不可以为，文化永远是“枪杆子”的附属品，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辅助地位。有时候，文化的作用要比“枪杆子”大得多，一本书可能胜过几个师、几个军的部队。“文化大革命”将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从此以后“无神论”的主要革命手段，将是“红色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而不再是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更不是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作为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和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问题，而应成为“国际共运”总路线、总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且看当今的中国，是怎样与世界联系和沟通的。在继续保持与弱小、贫穷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同时，还不断扩大与大国、富裕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挥舞“经济大旗”的同时，“文化大旗”也随之跟进。如此宏大、美妙的国际形势，靠“枪杆子”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出来的。（再赘述一句，大陆有人就明确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
“文化大旗”是怎样跟进的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或者叫心知肚明。诸如书展、画展、书法展、摄影展等等，连续不断；“孔子学院”、“少林弟子武术学校”等等，方兴未艾；京剧表演、歌剧汇演、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层出不穷；连那么几个红极一时的歌唱家，都分别登上了国际最高级别的维也纳歌剧院的舞台，连洋人也纷纷学唱京剧、学唱“红色革命歌曲”。还有什么“巡回交流团”、“专项竞赛团”、“文化旅游团”等等，名堂甚多。一个卡扎菲倒了下去，一个查韦斯却大胆站了出来，千百个“小卡”、“小查”可能正在被灌输塑造的过程之中。就连“无神论”几个兄弟国家的党，也经常派人来取经，寻求帮助。这不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想要达到的国际目标吗？
第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从而保证“红色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大演习’。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于开天辟地以来绝无仅有的“无神论者”来讲，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问题，一个极其重大的战术问题。处于“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没有可靠的接班人，整个“红色革命事业”就会烟消云散、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是在“培养和造就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
“新中国”建立之后，始作俑者就多次讲过相同的一段话，常常讲的风趣幽默，引得哄堂大笑，内容如下：
我们不但要有自己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经济学家，还要有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更要有自己的“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可能还会有“红色和尚”、“红色道人”……。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设计的总蓝图。听起来、看起来讲的很轻松、很平常，实质上却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严肃。这可是他“年年、月月、天天”费尽心思而操劳的“大事”啊！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的年事已高，内部高层争权夺位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外部“苏修”却愈走愈远、“美帝”又虎视眈眈。面对严酷的现实，为了“培养和造就一批红色接班人”、保证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打下的“红色江山不变色”，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所有阻拦”、“不怕任何唾骂”，凭老命一搏，“哪怕再上井冈山，领一帮人打游击”，也在所不辞。
培养和选拔“政治”接班人、尤其是一把手，当然是“重中之重”、“核心之核”。但是，只有这个重点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作保证，“红色王国”的大厦仍缺乏牢固的基石和根本。在接班人问题上，既讲“重点”，又讲“全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的“辩证法”，是他的“超人之处”。这，也就是他“放手发动亿万民众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还真不出所料。看看当今的中国，各界各层、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大批的“红色专家”成群结队的走了出来，摇旗呐喊，拼名奉献，其中有不少就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直接培养出来的人才呢！
“红色政治家”不屑说，“红色军事家”、“红色经济学家”、“红色企业家”、“红色科学家”比比皆是，应有尽有；“红色戏剧家”、“红色音乐家”、“红色歌唱家”、“红色舞蹈家”、“红色影视明星”、“红色笑星”、“红色主持”层出不穷，争奇斗胜。就是文革始作俑者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吧！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的水平决定着文化的水平。一批批“红色导师”、“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应运而生，纷纷走上各式各样的专业讲台；一期期各类各科的“红色教科书”，被精心编造而成，充斥着所有大、中、小学的校园和学生们的书包；一群群优秀学生被作为“红色接班人”，逐级选拔上去，甚至派到国外镀金。
宗教是文化的源头。神的文化不就是宗教在传播吗？中国的正教，历来公认的就是“儒释道”三大家，“新中国”建立初期把“儒教”取缔之后，就只剩“佛道”两家了。经过几十年的“限制、利用、改造”，一批“红色和尚”、“红色尼姑”和“红色道士”、“红色道姑”终于破茧而出，还有几个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的“红色大法师”。在他们的带领下，大部分寺院、道观“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如今也是“旧貌换新颜”，面目皆非，已不再是僧道修炼修行的场所，而变成旅游胜地、赚钱单位了，变成“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试问“第二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特色社会主义”能那么快就搞起来吗？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在一夜之间就把百万、千万、亿万国营企业据为自己的赚钱工具乃至变为私有？！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把“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变为国营、私营、个体公司榨取“超大剩余价值”的场所？！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全面弄虚作假，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土地面积、假人口数字、假经济指标、假刑事案件，等等，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谎言充斥的世界？！
别看你们已取得了暂短的辉煌，可还是没有脱离“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轨道”啊！
试问“第三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战胜法轮大法”的罪恶运动还能搞的起来吗？你还能站在“法轮圣王(即降生在人间的弥勒佛主、万王之王、创世主上帝)”和众多“佛道神”面前耀武扬威、口吐狂言吗？你还能明目张胆的把亿万民众引向地狱之门吗？
别看你们已得到了一时的胜利，可还是在享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啊！
别忘了，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法国的一位先知、大预言家諾查丹玛斯在500年前就写道：“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为之复活”，“月亮统治20年已成过去，另一种物体将把新的王国组建和巩固”。
别忘了，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法国的一位先知、大预言家諾查丹玛斯在500年前就写道：“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为之复活”，“月亮统治20年已成过去，另一种物体将把新的王国组建和巩固”。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一次轰动全球的重大事件。这次重大事件，是中国的“无神论者”向神权和神传文化发起的一场“文化大决战”。这场“大决战”，不仅在旧人类终结之前短暂的巩固了“国际共运”的最大根据地和前沿堡垒——中国这块阵地，而且确立了中国“无神论者”在“国际共运”的实际领袖地位和领导地位。最为重要的，是这场“大决战”明确了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共运”的“新纲领”、“新路线”：在国内，要全面、彻底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并逐步建立“红色革命文化”的统治地位；在国外，要以“红色革命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为主要手段，首先面向弱小、贫穷国家，然后再向大国、强国挺进；为达上述目标，必须不断的、全方位的培养和造就大批“红色文化事业”接班人。
怪不得“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曾多次讲，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一个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人们对“两件事”浑然不解。“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是靠“游击战”？“地雷战”？还是“地道战”？“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与“赶走日本侵略者”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见了另外的一次讲话，人们才有所领悟。这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解释：我们还得感谢日本人，是他们帮助我们强大起来，最后把他们赶跑了。原来“赶走”是幌子，“感谢”“帮助”才是真啊！回顾历史，那实实在在是中国“无神论者”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啊！把“生死存亡”的残酷历史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不就是在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吗？
经过几年、几十年的观察分析，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所讲的“两件事”的真实含义。这“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还要大得多、重要得多，其“伟大、光荣、正确”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啊！就连其“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徒子徒孙也是稀里糊涂，一方面在沿着“文化大革命”所确定的“新纲领”、“新路线”前进，一方面又大骂自家的老人家晚年昏庸。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啊！处于悲剧中心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看看如今的中国大陆，还有多少人在继续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站在“上帝和佛道神”的对面，与神佛为敌、与上天为敌啊！
呜呼，呜呼！哀哉，哀哉！呜呼哀哉！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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