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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这条路充满了选择。大的方面，我们会选择职业、人生的伴侣和朋友；小的呢，象挑选食品、衣服、书籍或娱乐方式等等这些可能每一天都会做的事情。还有，该说什么、做什么，可能也都在有意无意间被选择了。在人生的路上行走，我们会经过一个又一个交叉路口。来到路口，我们可能会停下脚步，思考要向左转、还是向右转？选择啊真是无处不在！有时一个选择会引起一串的连锁反应。也许有时您会设想：如果当初我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会怎样呢？就这样，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选择、行进，走向不同的目的地。生活琐事上的选择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一个选择可能就影响着未来的命运。
记得前些年，中国大陆播放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中讲述了二战时期旅居比利时的中国女性钱秀玲从德军枪口下拯救了一百多名比利时抵抗者的故事。钱秀玲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在她的故事中，已届花甲之年的德国纳粹将军亚历山大-冯-法尔根豪森不顾被希特勒撤职的危险，屡次游说柏林总部为反战人士赦免死刑，而他自己最后却遭解职并被投入了集中营。
二战结束后，法尔根豪森被作为战犯审判。他被控驱逐两万五千名犹太人以及处死比利时俘虏，被判处十二年苦役。但是，判决三个星期后，他又被无罪释放了，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法尔根豪森曾尽力挽救过犹太人和比利时人。想当年，有多少人跟随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和反纳粹的正义人士。法尔根豪森将军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当年的义举使得这位将军远离了苦役和耻辱。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发生在二战期间。
苏联人安东尼娜·马卡洛娃曾为纳粹充当刽子手，负责处死被捕的苏联游击队员及亲属。据保守估计，她共处死了约一千五百名苏联人。战争结束后，安东尼娜隐姓埋名三十年，最终还是被克格勃抓获，并于一九七八年被枪决。安东尼娜在被捕后对自己过去的罪行丝毫不感到愧疚。她告诉调查人员，她杀人是为了活命，她别无选择。她果真就别无选择了吗？相信您会作出自己的解答。
历史经常会上演相似的一幕。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和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警察、军人、法院、监狱、媒体都沦为中共迫害的工具。很多参与迫害的人以所谓的“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来试图为自己的罪责开脱。那么，助纣为虐真的是这些人唯一的选择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本台特约评论员曲铮博士，请他谈谈对于选择的看法。
（录音）“这个关于选择的问题让我想起在一九九一年有一个轰动世界的柏林墙卫兵审判案。案情是两名东德青年想翻过柏林墙逃向西德，当时这四个人向他们开枪，一名青年克里期当场死亡。
卫兵的辩护律师说，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法官并不认可。因为二战之后审判法西斯战犯时早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都认定：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是奉政府的命令所为而得到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所以法庭最终判射杀克里斯的卫兵有罪。当时法官说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 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我觉得，关于这个选择的问题，那位法官的话是一个很精准的回答。”
谈到对法轮功的迫害，曲铮指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国大陆，有的警察就毅然选择良知，保护法轮功学员。
（录音）“其实在中国大陆官场里很多有都知道上面的命令、指示很多时候你怎么样去应付、怎么去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全在于基层的人自己把握。有些人是为了升官发财就主动的选择了追随迫害政策，但是也有一些人就选择了良知。举例说在北京房山地区有一个大法弟子叫刘文平。二零零二年被抓到北京女子劳教所七大队，当时警察逼她吃不明药物。吃了后心脏特别难受，浑身抽筋。有一次跟管班的警察私下告诉刘文平说，这是要你命的。也就是说选择良知、不追随迫害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尤其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包括警察、六一零的、法院的，他们能用自己特殊的身份的来尽量减少或避免对于法轮功学员的犯罪，有些还暗中保护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是听从了自己良知的选择。”
曲铮还谈到，在中共的统治下，历次运动中很多人都曾被利用做过中共行恶的工具，但最终他们却成了中共的替罪羊。
（录音）“那些在和迫害法轮功相关的机构工作的人，包括610办公室、警察、法院的人，很多都知道迫害政策大部分都是口头传达或电话通知，没有正式的文件，上面的人都知道一旦这些政策落实到纸上，将来就成为被清算的证据，所以只是口头的指示，就是为了在将来关键时候可以把责任推到下面具体执行的人身上。实际上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都是这样，一旦事情完了之后就找下面的具体执行者当替罪羊。比如文革结束后，北京公安局长刘长新马上就自杀了，因为要找他算帐。当时北京公检法系统就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监狱里的看守员和审讯员，是当时执行 酷刑的实行者，在秘密审讯后就枪毙了。军队也是同样，就是内部清理，把一批当时在文革中冲在前面的军人押到云南秘密处决，告诉家人说是因公徇职。当时坚决服从党的政策的人，今天看来他们都是一个可悲的下场。”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李海伦女士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明慧网上报道了许多迫害者遭到恶报的事例，令人深思。
(录音)“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主播罗京死时才48岁。他在新闻联播中大放谣言，替中共散毒，诽谤法轮功。特别是二零零一年由其主播的天安门自焚伪案，使众多的中国民众都被这个弥天大谎所欺骗，仇视法轮功，甚至都有意无意的做出了助纣为虐的事。罗京的一张嘴啊，真的是害惨了十几亿的中国人民。最后他死于淋巴癌，死前口腔严重糜烂，不能说话，每咽下一口水他都是痛苦万分。
还有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车祸身亡。任长霞是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二零零四年四月，她所乘坐的本田车与前面的货车追尾，奇怪的是司机竟安然无恙，可是坐在后排座位的任长霞当场死亡。”
听众朋友，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多年的迫害中，亿万法轮功修炼者坚忍不屈的精神震撼了中外民众。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有如此众多的人为坚守信仰放弃舒适的生活、优越的工作甚至生命，他们的浩然正气引起了旁观者的赞叹，发人深省。法轮功学员詹妮女士曾经被中共非法绑架，历经严刑逼供等迫害，但她勇于放下生死、选择正信。
(录音)“我本来有多种疾病，比如偏头疼、鼻炎、扁桃体炎、气管炎等，特别我长年低烧，每两个小时动不动就发火，中医说是肝火旺，中药西药吃了很多也不见效。修炼法轮功后这些毛病都好了，心情也好了，肝火不旺了，脾气也变好了。所以在残酷的迫害面前，我由于亲身的经历和深刻的体会，选择了坚定自己的信仰。
当中共对我非法绑架我，将我双手拷在椅子上三十二个日日夜夜时，他们要我放弃不炼法轮功，让我写保证，我决不给他们写一个字、按一个手印。当时我被他们残酷迫害，我昏死过去两次，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坚定。后来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去，我一共坐了四年的牢。在监狱中，我利用一切机会跟警察和其他的服刑人员讲真相，讲法轮功的好处。我认为‘真、善、忍’没有错，法轮功使人道德回升、身体健康，于国于民有百利而不一害，所以我选择了正信，我不退不让。”
年近六旬的汪志远先生是位医学工作者，修炼法轮功多年，目前定居美国。十多年来，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向大陆同胞和北美各界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呼吁人们维护正义良知，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
(录音)“我们一方面就要把真相告诉人们，去除人们的误解，第二个就是要救那些被迫害的人，因为法轮功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东西，人们可以得到幸福的东西，可以通过修炼法轮功免除疾病的灾难。‘真、善、忍’的原则可以给人生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可是因为打压，这个社会就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因为打压法轮功，假恶暴、诬蔑、造谣这套让人违心的去说假话，实际上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它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实际上是对人类道德良知的毁灭。所以我们法轮功学员出去讲真相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表面上看是讲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但实际上他是为人类争取最基本的人权，为人类维护道德良知。”
作为医学界的专业人士，汪志远本来可以享受富裕清闲的生活，可是他却把节余的金钱拿出来印报纸、印资料。下班后和节假日，他不顾骄阳或风雪，在街头发传单，讲真相。他如此付出，所为何来？
(录音)“当然，为了做这些活动，我们自己一个是时间上要付出，第二个经济上也要付出，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值得的，所以我们自己生活节余的经费拿出来赞助这个活动。我们感觉到作为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了，又知道真相，面对这样一个对人类道德良知毁灭性的破坏，我们不能坐视不动，我们应该站出来说实话，应该说公道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们。就象二战期间，面对希特勒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对人类的肆虐，作为一个正常的人难道不应该站起来吗？何况这一次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超过了二战时希特勒的，因为他只是对犹太民族的屠杀，而这一次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对整个人类的道德良知的毁灭性的破坏。这个我觉的不仅仅是应该法轮功学员站出来，应该全人类站出来，维护人类这个最根本的、赖以生存的道德良知。”
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永载史册的是正义与良善。在大是大非面前，选择需要勇气和毅力，需要坚守原则，明辨方向。历史的长河记载了无数正、反两面的例子，朋友，生命之旅的每一个足迹都值得我们谨慎把握：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朝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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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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