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是这样，不但管理政治和经济，“道德”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控制领域之一，搞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中共的“道德”不过是其政治的附属品，有专门的宣传部来负责定调和引导，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道德”教育。中共“道德”教育的核心之核心，最基本要求就是热爱共产党。学雷锋，学榜样，五讲四美三热爱，建设精神文明，学习先进人物等等，被学习的人首先被塑造成党的忠诚战士，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中共全面控制着人们的是非观，世界观，“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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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吗？
很多人反对他，说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他压制一切的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就这样，他颠覆了中国人五千年的“真‧善‧忍”道德标准，成为千古第一罪人。——题记
2011年初，中国和世界的媒体都报导了“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小悦悦的悲剧。从道德层面上说，这个悲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生命的漠视。悲剧还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因素。那些路过的十八个人，从画面上看，有人快步绕开，有人低头观望后离去，有人频频回望却终究掉头不顾。一方面因为不重视生命，所以就没有了“赴汤蹈火”“奋不顾身”的勇气；另一方面，从他们行色匆匆上，我们还看到了人们的“怕”，“怕做好人”，“怕惹是非”，“怕被人当作凶手”，“怕人不相信他是真的做好人”……小悦悦事件又一次引发出国人对道德底线的大讨论。
第一节 毁掉了中国人的道德观
老子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指出追名逐利的危害性。晋人陶渊明当一县令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家书中训教儿子“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诸葛亮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钜细，每必亲躬。身为一国之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严格要求子辈，不以其位高权重而养尊处优。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四升。”诸葛亮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诸葛亮一生清贫节俭，家里没有存款，妻子连像样的换洗衣服也没有。诸葛亮生前曾给刘后主上过一份奏章，自陈：“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第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家中情况确实如此。历代人民对他一心为国，不谋私利的精神都十分敬仰。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注重清心寡欲，节俭，清廉，即使在富裕时代亦是如此。社会发展，百姓富足，国泰民安，这些都是当政者份内的事儿。自古以来，传统皇朝历来崇尚君民自束其心，不助贪念膨胀，为富不仁，导致道德下滑。所以，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诫要“戒奢以俭”。圣人说“富而有德”，就是要求人在追求富裕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道德。
可是，江泽民却毁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很多人反对，说法轮功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却不顾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江泽民把五千年“真‧善‧忍”的标准彻底颠倒了，把这个社会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根本作为“毒”来“消”。在党国倡导的无以复加的“假‧恶‧暴”推行中，整个社会一日千里地下滑。
“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这个荒诞无稽的说法，在中共一言堂的宣传下，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人们片面追求财富，忽视道德约束的藉口，对社会道德的败坏起到极坏的作用。大家开始认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中共追求GDP带来的表面经济繁荣，使得不少人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漠不关心，理由就是经济在发展，先不管别的。从亲共人士到中共官员，在面对国际上的人权谴责时，对付的说法也是中国的经济有多大的发展，解决了多少温饱，好像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迫害信仰、迫害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
江泽民在训斥香港记者时说的那句“闷声发大财”就是江时代的写照。【1】
党无所不管：政治、经济、“道德”一把抓
西方政府的职能是管理国家事务。政府人员作为个体，跟所有公民一样，受自我的道德观约束。道德本身是由社会的整体环境，比如对神的信仰、家庭生活、个人良知、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等维护在一定水平上，不至于过早损坏。
中共不是这样，不但管理政治和经济，“道德”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控制领域之一，搞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所谓社会主义“道德”。中共的“道德”不过是其政治的附属品，有专门的宣传部来负责定调和引导，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开展“道德”教育。中共“道德”教育的核心之核心，最基本要求就是热爱共产党。学雷锋，学榜样，五讲四美三热爱，建设精神文明，学习先进人物等等，被学习的人首先被塑造成党的忠诚战士，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中共全面控制着人们的是非观，世界观，“道德”观。
首先中共禁止对神的信仰，奉“无神论”为党教和国教，现存的几个宗教也必须附属在党的领导之下，不允许独立的宗教。其次中共控制着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统一地宣传着中共的主旋律，以及主旋律下的共产党“道德”观。大、中、小学校更是中共宣传教育的重镇堡垒，从孩子抓起，中共的政治必然要以“道德”教育的形式占领所有的校园。无论是文革中诬蔑孔子，还是江泽民诽谤法轮功，把政治谣言写进教材，误导和毒害未成年的孩子，都是中共的拿手好戏。同时，通过控制父母的“道德”观，进而在家庭中继续影响孩子。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就这样被中共捏的严严实实，往下拽着。
所以，当江泽民要毁灭中国人的“真‧善‧忍”道德观时，整部国家机器都可以被运动起来，为江泽民服务，这是西方人难以想像的。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2000年10月30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一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几条小机驳船闻讯而来，但他们对呼救的人们视而不见，却对浮在水面的货物“情有独钟”。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2】
十年之后，中国号称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十年之后，中国号称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1年10月13日，在广东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一家商店的监控视频显示了一段惨烈的画面：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倒在血泊里，一个、两个、三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但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几分钟后，一辆货车驶来，再次从她小小的身体上碾过。随后，又先后有十五位路人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至七分钟后小悦悦才被一位拾荒老人救起抱到路边，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2012年4月30日清晨5点左右，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浙江慈溪329国道周巷镇境内撞倒了一名68岁的老太。车上一对都是25岁的情侣将老太扶上车并对目击者说，要送她去医院。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对情侣驱车到了余姚滨海新城，将老人活埋致死。【3】
从这几个相差十年的例子可以看出，道德并没有因为中共以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工为代价的所谓高速GDP增长而好起来。相反，变得更加没有人性了。
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Has China Lost Soul?）”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甚至为了逃避一个酒醉驾车的处罚，把人活埋致死，表明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道德的底线。
大陆网络上也掀起了一阵有关“小悦悦”的热烈讨论。面对网友们对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痛心疾首，中共的喉舌终于按捺不住，为其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崩溃的罪行辩护。《求是》杂志在2012年元旦、2月和4月连续发了三篇文章，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称大陆“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4】【5】【6】把老百姓普遍关注的败德行为说成是“个别现象”，用哪个国家都有商业欺诈来为中国社会道德危机开脱。其实，社会道德整体下滑是老百姓的亲身感受，《求是》文章一出，立即受到很多网友们的嘲讽，认为《求是》睁眼说瞎话本身就是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直接证据。事实也是，每当中共高调吹捧什么的时候，一定是缺什么的时候。高喊三个代表，一定是党什么也不能代表了；高喊和谐社会，一定是党把社会弄得分崩离析了；等到中共高喊起道德进步来，一定是党把道德搞出了大问题。
2011年4月，总理温家宝面对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也不得不感慨“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