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帮助跨国公司奴役中国工人 — 真实的江泽民(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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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商不断削减工人的社会福利

德国媒体报导，国际发展政策机构“南风研究所”在德国斯哥堡(Siegburg)的分部指责说，阿尔迪广东一家供应商的工人由于工资太低，所得收入难以维持生活，只得拚命加班，甚至每月加班时间超过130个小时。南风研究所德国分部的维克女士说：“跨国公司对其外国供货厂家的工人的恶劣劳动条件应该负主要责任。供货厂家是处于被动地位的。”维克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可以引起供货商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供货商为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减少劳动成本，只能继续削减工人的社会福利，使他们的劳动条件越来越差。”据南风研究所公布的消息，阿迪达斯公司在中国福建省的两家制鞋工厂工人每月加班最多达92个小时。【49】

●普华永道员工“过劳致死”事件
普华永道(Priucewaterhouse Coopers)25岁女员工潘洁由于连续数月高强度工作诱发急性病症，不幸离世，被媒体解读为“过劳致死”。普华永道25岁员工潘洁在去世前，多次在微博上抱怨“睡眠不足、老是加班”。普华永道资深员工对媒体透露，加班是家常便饭，而且大部份加班时间并不会统计入工作时间，不会有加班工资。普华永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会计事务所.【50】

●女工彭水银之死
2011年5月14日，女工彭水银在东莞塘厦镇的星浩手袋厂宿舍五楼跳下，身上只揣着四张1元人民币、一部欠费的山寨手机、一把每月170元房租的小屋钥匙。这家工厂的业务之一是为Coach、Diesel等国际奢侈品牌代工。彭水银的工作，是日复一日地为这样的名牌包上光擦油。但她和大多数中国女工一样，并不知道一个皮包的价格，可能早已超过她一年的工资。奢侈品牌在中国加工，早已是公开秘密。2010年，经济观察报等媒体报导，Prada、ColeHaan、Camper等上流社会流传的品牌，均由难以计数的中国工厂为其代工生产。然而，由于耻于提及产品的“中国身份”，它们不会被贴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一些厂商甚至拒绝承认曾在中国代工。【51】

●GE公司厦门涉嫌违法用工
2008年，美国非营利性调查机构公布Policy Matters Ohio关于GE公司厦门涉嫌违法用工的调查报告。在这篇题为《好灯泡，坏工作：萤光灯背后的工人和工作环境》的报告中，GE与厦门通士达的合资公司通士达照明涉嫌的违规操作，包括，工人每周工作超过64小时，而得不到足够的加班工资；工人在含汞的环境中工作而缺乏必要的防护培训；公司仅雇佣32岁以下的女工；不提供工资单，造成工人无法得知自己的薪水是否合理等。报告总结说：该厂的工人常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公司做法违反了中国的劳动法。【52】

人类文明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世界以战争为代价抛弃了奴隶制和奴役制及与之相关的殖民主义，为什么奴役性质的“血汗工厂”会进入中国并“发展壮大”，而且是诸多世界知名企业到中国后纷纷搞出来的“血汗工厂”？

中共为奴役制提供了滋生的条件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写下这样的人类文明原则：“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来自被治理者的同意。”

当然，杰斐逊总统所说的政府不包括中共，因为中共的权力，并不来自“被治理者的同意。”不仅如此，中共的执政道德完全烂透之后，近二十多年来经济政策的实施中把政府的行为也经济化和集团利益化了。党国政府按照自身利益定义自己的趋向和目标，安排自己的活动，片面追求党的集团利益最大化，忽视或有意篡改政府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和社会功能。

政府行为利益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而且是得到制度性保障和提倡的腐败。在现实的运作中，党的政府实际上已经经济集团化或个人垄断化。这种利益的集团一方是不断地寻求利益最大化，另一方用手中的无度权力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从中不断瓜分其中的“成果”。由于制度完全被权力的无控制所腐蚀，全然不必顾忌任何道德的约束，血汗工厂的产生就是必然的。说穿了，就是中共的制度产生出了当今的血汗工厂。

中外官商联手造成了“低人权”局面

这一切是从中共向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出让中国人民的利益开始的，贪得无厌的跨国企业藉机拚命低价采购导致“血汗工厂”产生。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资本走出国界，寻求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跨国公司成为一股超越国家界限，影响甚至左右全球政治的强大经济势力。他们要求被投资国的政府签订保护外资的条约，放松对外国企业的管理，埋怨工会阻碍经济发展。同时，他们凭藉比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得多、却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的劳动报酬优势，保持买方垄断的地位，在就业机会、劳动时间、劳动保护、福利保险方面主导“低人权”的状况，置工人的基本权利于不顾，再现奴役制的国际大迁移。

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中共为了片面保证其认为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工程–GDP增长，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利益，健康保障，甚至生命保障，让跨国公司代工厂普遍的将成本转移到工人身上，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像沃尔玛这样的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一直以低廉的价格吸引人，低廉的价格建立在低廉的采购上，而低廉的采购和中共的政策一拍即合，直接使生产商血汗工厂的事件层出不穷。

震惊全球的“富士康悲剧”到底因为什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分析道:
“苹果在尽一切可能挤压富士康的利润。为了压缩成本，赚取更多的利润，富士康只能靠加大员工的劳动强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须进行半军事化管理才能满足苹果的要求….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而已。”“但是对富士康来说，如果不按照客户要求做的话，他就拿不到订单，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以iPod为例吧。iPod在2006年上半年的销售量是850万台，同比增长61%，收入超过了100亿美金。苹果赚了这么多钱，那富士康能赚多少呢？我告诉你，4美金，就是说每一个iPod富士康只能拿到4美金，占利润的1%还不到，因为这里面还没有剔除电费、设备费用、材料费用等等这些生产成本，其他99%的钱都是被苹果赚走的。”苹果规定的人工成本是根据工厂所在地的最低工资乘以每件产品的最高工时得出来的。零配件的成本，则是苹果直接向富士康以外的各个零配件供货商下单的，而被采购的零配件会按照苹果规定的时间准时送到富士康进行组装。【53】

河北省一家为德国供应纺织产品的私人工厂老板陈先生表示，工人加班加点并不仅仅是为了多挣钱，而常常是因为外方限制苛刻的交货期所造成的。“有很多外商，包括德国的，到工厂来的时候就告诉你必须何时交货。他也会明确地对你说，你可以让工人昼夜加班，把货赶制出来。”【54】

国际上的一些学者把跨国公司的这些行为称为“企业的精神分裂症”。跨国公司跨越了国度，有各种办法逃避主权国家的各种监管，因此，企业的违规行为和行贿行为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对内，企业要求员工尽显人性善的一面，为企业勤勉工作；对外，企业就只是一个赚钱机器，不仅不尽责任，往往比小企业更能做各种违法违规的事情。微软和古驰这些企业在本土市场上规规矩矩，到了中国却陷入“血汗工厂”的丑闻，是因为美国的劳动监管较为完善，企业很难钻空子，与其因违法受到严厉惩处，还不如老老实实遵纪守法。更是因为在中共的不道德环境中，外商陷入贪战的道德误区，放任自私的恶魔，不惜重演奴役制的奴隶主身份。

由此可见，现代奴役制度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以所谓的“中国模式”大肆泛滥。这是中共政府与西方跨国公司，以及某些西方政府合作的结果。2005年7月30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模式(主要是指经济模式)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中国的政治稳定”，“中国的政治制度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控制力来为外来投资者服务”，以及“跨国公司与北京政府伙伴般的密切合作”。也就是说中共的独裁政府和西方跨国公司“可以从他们的合作中获得最大的利润”。【55】因此，作为受惠方，所谓“中国模式”的说法起源于西方世界，并受到这些人的热捧也在资本家奴役制的“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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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gb/4/12/13/n746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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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idang.epochtim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