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器官移植业随其建政开始发展，移植医生通过为中共高层保健服务而得到特权和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机器的机会，中共则利用这些医生进行器官移植的培训和推广，形成共产党体系内特有的器官移植系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经过几十年准备的器官移植系统转而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成为迫害法轮功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而且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开始发展的特殊历史形势，活体器官移植从零星个案发展到大规模产业化，直接造就了1999年到2006年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暴涨的独特现象。
文／甄钧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现代器官移植起源于前共产苏联，1936年前苏联医生沃罗诺夫将一个尸体的肾脏移植到一位因汞中毒而肾衰竭、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年轻人体内，病人在48小时后死去了。
中共建政后继承了苏共体制下的这一发明，利用军队系统搞器官移植，特别是使用活体器官来提高移植质量。从其建政开始就利用医术较高的医生进入军队系统，甚至成为其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中共中央保健系统偏爱移植医生
中国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研究人员先是在动物身上做了大量的实验，然后在60年代由吴阶平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肾脏移植手术。
吴阶平是泌尿外科医生，1951年率领北京「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为中共立下大功，随后在1956年加入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取消领导干部配保健医生的制度，成立了一个保健小组，吴阶平任组长，全面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健康。一个泌尿外科医生成为中共高级领导的保健总管，其本身就是违背医疗常识的，老年人的保健以心血管、慢性病为主，是内科医生的专长，泌尿外科只是为前列腺、尿路疾病等特定疾病提供专科服务的配角。吴阶平能出任这个角色，当然不止是因为其医术的原因。
吴阶平当时负责周恩来癌症的治疗。1971年他在为周恩来作体检时，发现周恩来膀胱有癌变，当时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时手术是有望治愈的。医疗组建议立即手术，周恩来本人也表示同意。但是按照规定，周恩来的手术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于是吴阶平向毛泽东打报告申请手术。毛泽东批准文件下来的时候，距离他打报告上去不止一年以后的事了，早已错过最佳手术时间。毛泽东批示手术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彻底检查一遍，然后是第二步再手术。但是叶剑英向吴阶平传达这个批示的时候，又说了一句：「你知道，实际上不会有第二步的了。」
吴为了保证和中共政治要求一致，不管自己病人的死活，不顾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其医术完全是为了中共的最高政治目的而服务，这样不顾医德而技术精湛的人当然为中共所赏识，执行中共要求，不管职业道德，这才是吴这类的移植医生在中共系统里飞黄腾达的原因。
通讯兵部架线保证肾移植
给邓小平做过前列腺手术的泌尿外科医生李炎唐任职于北京三零一医院，1959年起师从许殿乙和吴阶平主攻泌尿专业。70年代中后期，在中共的10个元帅中，他参与治疗的有7位，10位大将中，他参与治疗的有8位。
1977年10月，他开展的第一例病人肾移植，情况很差。当时在北京做肾移植的病人还没有存活超过一个月的。在全国也只有上海中山医院熊汝成做的病人活到一年半。于是他们确定的方案是尽量缩短供肾缺血时间，争取尽快恢复肾功能。他在亲自写的文章中披露：当时取肾车都是警车开道，一路开绿灯，时间要求紧。为了尽可能缩短时间，我们还通过通讯兵部架一条线，从取肾地点直接通到手术室，当肾取下可用时，立即通知手术，病人开始准备并开刀等待，两不耽误。就这样，等李炎唐将肾取回，修整好，周柏铭大夫已将受肾区工作做好，而当时负责通讯兵部架线的就是手握兵权的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
肾的来源李炎唐当然讳莫如深，可是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当时为保证肾的质量，尽量缩短供肾缺血时间，不但出动警车，交通部门全力配合，连军队的通讯兵都要架专线，这样重要的工作当然不能假手外人，是太子党通过关系要军队服从命令。尽量缩短供肾缺血时间的医学解释就是活体取肾，至于肾的来源是死刑犯还是其他活人当然也是中共的机密。
二零零六年四月，北京三零一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在电话中证实，她自己就主刀过肝移植手术。该医生补充说，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任何泄露器官来源的人“会被取消做这类手术的资格” 。
现任中央保健局局长是移植大户
中共在2001年挑选黄洁夫这个与国外有较多联系的器官移植专家作卫生部副部长，用意深长。随后，黄洁夫2005年7月升任中央保健局局长，是负责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中央保健会诊专家的总管，负责所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与吴阶平相似，移植外科医生做中共头目的健康总管，是因为他能忠实执行中共的政治目的。作为移植医生，黄洁夫要靠中共死党、军队和政法部门来提供手术需要的器官供体，才能成为专家、获得名声和利益；作为中共，中共知道黄洁夫的把柄和罪证握在中共手里，而且临床经验丰富，医术精湛，正好成为能为中共死心塌地高效率服务的医疗界骨干。
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及党组成员之前，黄洁夫为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1984-1987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作博士后研究，曾在多所国外大学作访问教授，他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伍，至今为止已进行了340例临床肝移植手术，并曾主编了中国第一部肝移植专著，是公认的中国第二次肝移植高潮的推动者和带头人。尽管黄洁夫一厢情愿的执意把第二次肝移植高潮开始的时间定在1993年，在其它中国移植书籍中，该时间都被明确地定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时）。如2001年出版的《肝脏移植》一书中说：“我国肝移植临床始于1977年，随即掀起第一次高潮……自1998年起受多种因素影响，进入第二次高潮，肝移植在大陆的年例数逐年增加，1997年为16例次，1998年增加到27例次，1999年猛增至118例次……”
2005年9月23日，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去往新疆，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是代表团成员。9月28日，黄洁夫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温浩打开一名46岁的肝癌患者的腹腔后，发现由于肿瘤浸润，不能采用原定的半肝切除术。在手术台上黄洁夫提出了改行自体肝移植的设想：即切下患者肝脏，在离体情况下切除癌组织后，再将肝脏植回患者体内。手术中需要一个相匹配的备用肝脏，一旦自体肝移植失败，就进行异体肝移植。经几十分钟现场讨论后，黄洁夫及院方就迅速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即中山一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医科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当天，患者手术切口被缝合。次日下午6点30分，匹配的肝脏就由重庆运来了！广州中山医院的三名医护人员也带着转流设备和一个肝脏火速赶到新疆！
存在特殊液体中的肝脏的冷缺血时间一般不能超过15小时，以保证移植质量。考虑到摘肝、运输及十几个小时的自体移植手术，只有杀活人取肝，才能保证当自体移植手术失败时，可以立即改用备用肝脏做移植。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医科大学是军医学院，直接属于解放军系统管理，这说明了黄可以指挥得动军队医疗系统；黄一个电话，24个小时内就来了匹配的肝脏，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这在医学界上创了世界记录。如此高的效率不借助罗干的政法委和军队医院和军队系统，是不可能达到的。
结语：中共的器官移植业随其建政开始发展，移植医生通过为中共高层保健服务而得到特权和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机器的机会，中共则利用这些医生进行器官移植的培训和推广，形成共产党体系内特有的器官移植系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经过几十年准备的器官移植系统转而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成为迫害法轮功中的一支特殊力量。而且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开始发展的特殊历史形势，活体器官移植从零星个案发展到大规模产业化，直接造就了1999年到2006年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暴涨的独特现象。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www.clearwisdom.net/html/articles/2009/11/10/112222.html)
大家都来看”九评共产党” ( VCD,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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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上大纪元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团/队)，抹去邪恶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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