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3月，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浮出水面时，于新会仍蜷缩在监狱里，被单独监禁。他清楚地记得，在2006年5月恐慌性地带走了一大批的囚犯（也许是400人，包括法轮功学员）。 “这很可怕”，于新会说，“即使是我也被吓坏了。”这个时机是一致的：所有的坏的宣传，内地医生暗示与出售器官存在密切的业务联系，都正好是这个时候。
【看中国2013年08月18日讯】（看中国记者欧阳光编译报道）8月14日，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表示，中国将在两年内以“器官捐献”取代“死囚供体”。与此同时，国际传媒、政要、学者披露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风暴也越来越强劲。围绕中国器官移植业2000年代爆炸式的发展，用死囚人数无法解释大批供移植的器官来源。
《失去新中国》的作者Ethan Gutmann今年7月下旬在美国《旗帜周刊》上发表了其最新的调查报告“在展出中的遗体 （Bodies at an Exhibition）”。他发现在维也纳展出的这些很可能来自中国的塑化遗体，“肝脏和肾脏看上去不见了。会不会是……他们的器官在塑化前先被摘走了？”
他于2008年8月还发表过另一篇调查报告“中国可怕的活摘器官（China’s Gruesome Organ Harvest）”。在报告中，受访的法轮功学员描述其在中国监狱里反复遭受的“神秘体检”令他不寒而栗。他说，对于活摘器官这一“邪恶罪行”，“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安慰自己说没有骨头（证据）。但是（这样下去，）直到这个党垮台，和中国人民开始在坟墓和骨灰中搜寻之前，都不会有的。”
以下为Ethan Gutmann所撰写的“中国可怕的活摘器官”译文，小标题为译者加。
采访地之一：泰国曼谷（看中国配图）
泰国曼谷。我们爬上了吉普尼车。我的研究助理是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小伙子。司机用他蹩脚的英语问我：“（找）女孩吗？”不，不是女孩。带我们去……
在司机看来，我可能是一个大腹便便，浑身是汗，中年的白人家伙。但我来到这里，其实，是要去一条后巷会见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性，她将要告诉我她所经历的屈辱、酷刑和虐待的故事。
我来到曼谷，因为法轮功学员在逃离中国后，他们往往会南行。那些没有护照的人是乘摩托车走小路通过缅甸的。虽然他们摆脱了中国的劳教所，并极度渴望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他们当中极少人受到传媒的采访。
见到后巷里的这名中国女子时，我打算把问题直接针对她或许还勉强能记得的经历：一次扎针，腹部周围的检查，X光检查，尿样，这些为了摘取囚犯器官所做的医学检查。
采访地之一：加拿大蒙特利尔（看中国配图）
2001年云南第二劳教所-神秘的体检
我对在中国摘取囚犯器官的探索始于一年多前，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家社区中心里听着一位名叫王晓华（音）的中国中年男子的讲述。
他回忆了一个场景：大约有20名男性法轮功学员，面向冬季里空旷的田野站着，两侧有两名武装警卫。警方没有让他们去挖岩石和播撒肥料，而是把他们集合起来做这样的“远足”。感觉几乎就像是过节。其中大多数的囚犯，王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在云南的第二劳教所，当局精心地把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分散关押，使每个监室内的那些惯犯占大多数，可以“修理”他们。
法轮功学员被禁止公开交谈。当警卫示意他们开始走时，王觉得他们就像一个迁移的牛群。他低头看着红色的泥土夹杂着稻草和人的粪便，延伸到地平线上的荒山。
20分钟后，他看到了远处一个闪闪发光的结构——也许这是一家医院，他在想。 2001年夏天，中国南部气候酷热。他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工作了几个月后，被剃成的光头已被深度感染。也许现在好了一点，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最近当他醒来的时候，只注意到了他腐烂的头皮暖暖的散发着恶臭。
王打破了沉默，问其中一名警卫，前面的是不是一座兵站医院。警卫答道：“你知道，我们有多么关心你们，所以带你们来做体检。看看党对你们有多好。通常情况下，这种事情在劳教所里从未有过。”
在这个设施里，法轮功学员们一字排开，一个接一个，被抽取了大份的血样。然后是尿样、心电图、腹部X射线和眼睛检查。当王向医生指着他的头，医生嘟囔了几句，说是正常的，就示意要检查下一个病人。回到劳教所，他们松了口气，甚至对整个事情还感到有点骄傲。因为尽管他们忍受了所有这些酷刑和残酷的条件，当局将会被迫看到这些法轮功学员还是健康的。
他们从来没有获悉过那些医疗测试的结果，王说。
我在2007年就与王进行过交谈。当时我在写一本关于法轮功抗争中共当局镇压的书，因此采访了100多人，王就是其中之一。加拿大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其2006年发表的“调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中也概述了王的案例。
通过对王的采访，我对其他已经对此做过广泛研究的人脱帽致敬。我过去不曾预期王的这种遭遇模式会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反复出现。但是我错了。
镇压中的无名氏
在1990年代后期，法轮功在中国广受欢迎。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因为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数，或是因为天安门的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或者是因为7000万人突然间似乎在寻找一种返本归真的方式，而不是钱——党决定要消灭它。在1999年，党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没收资产和酷刑。然后，从2000年开始，随着法轮功人士以在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等更加公开的活动回应，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攀升，到2005年达到了约3000人被证实死于酷刑等。
据说在中国的刑法系统里总是关押着10万法轮功学员。就像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数字，这些都是粗略估计。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失控了。逮捕、判刑以及任何发生在拘留中心、精神病院和劳改营的事，都没有遵循任何既定的法定程序或约束。
作为一种消极的抵抗，或只是为了避免给家人带来麻烦，许多法轮功学员开始不对警方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家乡所在地。
对于这些无名氏，他们的家人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记录。
2006年东北传出首次指控
在2006年初，从中国的东北传出了首个关于大规模活体摘取器官的指控——在手术切除器官时，这些囚犯们还活着，虽然这些程序（最终）杀了他们。这些指控在人权界掀起了一场安静的风暴。然而，这些指控并不牵强。
吴弘达，一位曾建立劳改基金会的中国政见异议者，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当局在处死死刑犯后，向任何付得起钱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出售他们的肾脏、肝脏、眼角膜和身体其他部位。这种做法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 到了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首创了使用抗组织排斥的药物，摘取囚犯器官的业务取得了进展。军队的摘取器官流动面包车经常停在死刑刑场外，以确保军队的医院能最先去挑选。这并非头等的秘密。我曾与中国一名前任警察交谈，这名来自农村的男子说，为了帮一名死刑犯的朋友的忙，他曾突然打开一辆这样的面包车的后门，拉开尸体袋的拉链。那具尸体的胸部已经被掏空。
安排患者到大陆接受器官移植的台湾医生们称，大陆没有对器官移植的监督，没有器官和捐助者病历的中央数据库，没有减少其中医疗利润的限令。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新鲜的肾脏可以卖6.2万美元，有哪一家中国的医院会浪费他们可能弄到手的任何一具遗体呢？
然而，最初引发怀疑论者最多火力的指控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摘取器官的说法。任何医疗专家都知道，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不太可能会去拒绝一个活体器官，而任何的移植经销商都会确认说买家愿意支付更多的钱购买一个活体器官。直到最近，大量的中国移植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开标榜使用活着的“捐献者”。
在中国，法律不承认脑死亡，只有当心脏停止跳动时才认为该人死亡。那就意味着，医生们可以在犯人头部中枪后，在其心脏停止跳动前手术摘取器官。或者是他们可以使用麻醉，取出器官，当操作接近尾声时，注入一支让心脏停止跳动的药物——这是最新方法。事实上，据我最近交谈过的医生介绍，他们都深谙目前在大陆的做法，从死刑犯执行过程中活体摘取器官是 “常规做法”。
当法轮功披露了一名外科医生的妻子的证词，她的丈夫曾在中国东北苏家屯的一家医院，从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摘取了数千个眼角膜。
随着法轮功的委员会（译者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进入了全面的调查模式，加拿大律师乔高和麦塔斯在其报告中收录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包括与中国医生的电话录音文稿，这些医生证实了他们的器官来源者是年轻、健康的法轮功修炼者。还有在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关于被拘押经历的书面证词，以及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活动爆炸式的发展正好与对法轮功监禁率上升相吻合；国际客户在中国等待一个匹配的器官组织有的仅需要1周。在大多数国家，患者需等待超过一年。最后，乔高和麦塔斯比较了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根据国际大赦组织，这基本不变）。它留下了在跨越5年的时间段里，有41,500个器官来源无法解释。
2005年中国政府刚刚承认从普通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就在北京不出意料的否认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后，2006年7月，北京突然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未经“捐献者”同意销售其器官。
这里发生了三件事。器官供应收紧了，价格翻了一倍，移植在继续。从中国的一份报告发现，被移植的肾脏中，只有1.5％的肾脏来自亲属的捐赠。那些在被贩卖的器官一定来自于其他地方。
事实上，整个调查（译者注：本文发表时间为2008年）必须被理解为仍然在早期。我们真的不知道其规模，及发生了什么。但是，这里是我所发现的。
最早描述“只检查器官”的女子
曲阳瑶（音）是一位口齿伶俐的中国专业人士，她拥有3个硕士学位，也是最早的难民中描述了“只检查器官“的体检。去年她逃到悉尼。2000年6月，她在中国遭到关押，由于她拒绝签署“转化”声明，最终被转移到了劳教所。虽然因为绝食抗议减轻了一些体重，她的健康状况相当不错。鉴于曲的地位和教育程度，有理由要保持她的健康。中国警方也想避免犯人在拘禁中死亡——这会让他们少点文书工作，减少麻烦。至少，曲是这样认为的。
曲当时是35岁。当警察把她和另两名法轮功学员送入一家医院时，她清楚地记得被抽了很多血，然后是胸部X射线检查和探测。“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只是摸不同的部位……腹部，肝。”她不记得当时是否提供了尿液样本，但医生的确用光照射检查她的眼睛，检查她的眼角膜。
此后，那名医生有要她用眼睛追踪他所用的光吗？没有。或是检查她的周边视觉了吗？没有。那医生只是检查了她的眼角膜，跳过了任何涉及大脑功能的测试。就是这样：没有锤子敲膝盖的膝跳反射测试，没有去摸淋巴节是否肿大，没有检查耳朵或口腔或妇科生殖器—— 医生只检查了她的“零售器官”，没有检查别的。
在采访当中，我已感到了一种无声的寒意爬上了脊柱，但是，像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那样，曲阳瑶最初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对我讲述的这些其中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所展示的大部分采访中，我的这些受访人，虽然知道有活摘器官的事，但他们并不清楚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或什么是“正确”的答案。
2001年重庆永川女子监狱
我采访了15个经历过劳教营或被超期拘押的（逃到国外的）法轮功难民，他们都经历过一些神秘的医疗检查。我的研究助理Leeshai Lemish在挪威采访了戴莹（音），使我们的采访总人数达到了16人。如果这个数字看上去似乎很低的话，想想能生存下来并逃出中国的难度。即便如此，也只有过半数的法轮功受访者可以被排除在作为活体摘除器官的严肃候选人之外：太老、因艰苦的劳作身体过度受损，或因绝食过于瘦弱。有的人被用于做药品测试。有的人接受过看似正常的全面体检。但即使这样，他们有时会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例如，居住在悉尼的60多岁的妇女林杰（音）报告说，在2001年5月，她被关押在重庆永川女子监狱，那里有超过100名法轮功女学员被进行了“全身非常详细的检查。还问了我们的病史。”然而，林杰发现她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学员就配有一名警察看着”，护送通过所有的体检，好像她们是危险的罪犯。法轮功学员是严格非暴力的。很显然，在中国的安全系统里，有人非常紧张。
2002年沈阳看守所
再说说40多岁的女难民京田（音），她现在在曼谷。在2002年3月，沈阳看守所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全面的体检。京田仔细观看着该过程。在9月份，当局开始给她们做昂贵的血液测试。京田观察到，他们抽出的血液，每个法轮功学员相当于被抽了8个试管的血，足够做先进的诊断或组织配型用了。贾夏蓉（音）——一名家庭背景与官员有关系的中年女囚犯坦率地告诉京田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有些年老的官员需要器官。”
那年秋天，京田在空气中感觉到了别的东西，某种更实质性的东西：囚犯们在半夜抵达，在天亮前就消失了。 那些前往“民防结构医院”的车辆，以及没有名字只有编号的法轮功修炼者们。
采访地之一：香港（看中国配图）
警察：如果不转化，只有死路
我们采访了最近抵达香港的一名30多岁的难民。因为她还有家人在中国，让我们叫她陈健生（音）吧。早在2002年，她发现了另一种模式。当开始血液测试时，她说，“没有签署声明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人都被进行了体检。而当他们签署后，就不会再有体检了。”
陈是一个“不可转化的”人。她不仅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还朝那些转化了的人大声喊话。陈每天被给三次用药（可能是镇静剂），因此不能排除这是在拿她做药物测试。然而，当她继续抗拒时，警察说：“如果你不转化，我们会送你离开。你所选择的是死路。”他们用了8天时间，努力说服陈放弃修炼法轮功，或是给她用酷刑。突然，那些卫兵下令她写下自杀遗书。陈嘲笑他们说：“我没死，所以为什么要我签署遗书？”
主管人员带进来了一组身穿白色制服的军医，有男有女。据陈说，劳教所的警察们在这个时候“害怕极了”。他们不停地重复说：“如果你还不转化，等待你的是死路。”
陈被蒙上了眼睛。然后，她听到一位熟悉的女警的声音，请那些医生离开一小会儿。当就剩下她俩时，那位女警开始恳求她：“你就要没命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们一直都在一起，现在至少还有点交情吧。我不忍心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的眼前被消灭了。”
陈继续沉默着。她不相信这位女警—— 她为什么要相信她呢？在过去的8天里，她曾被挂在天花板上。她被用电棍电烧。她曾喝过自己的尿。然后，陈注意到有东西滴落在她的手上—— 那位女警的眼泪。陈说，让我想想转化的事吧。“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那位女警说道……
年轻、漂亮、富有魅力的陈对她签署了转化声明感到耻辱。
2003年广东三水劳教所
戴莹（音）是一位现在居住在瑞典的50岁的女性难民。在2003年开始的时候，在三水劳教所，有180名法轮功学员被做了体检。在一通“党的关怀”的套话后，他们被给予了X光检查，抽了大量的血液样本，心电图，验尿，然后是探测：“他们让我们背朝上趴下，检查我们的肾脏。他们拍打着，问我们是否感到痛。”
就是这样—— 只检查器官，还有角膜。那时，戴被酷刑折磨得几乎失明，她清晰地记得这一事实。每个角膜约值3万美元。到2003年，中国的医生已经掌握了肝脏移植技术，一个肝移植可以从外国客户那里收取11.5万美元。
2003年吉林看守所
为了满足需求，需要有新的器官供应来源。方思忆（音）是在曼谷的一名40岁的女性难民。从2002年到2005年被监禁期间，方被重复体检。在2003年，她被选出来在吉林看守所做了特殊的测试。
方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医生：“到达那里后，他们换上了劳教所的制服，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看上去似乎是军医。”
她记得，在吉林的检测远远更有针对性：“额外的检查只是验血、电子心电图、X光，没有别的。给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做的。”
2005年辽宁马三家劳教所
（匿名的）“马三家的机密证人”还有家人在中国，所以为谨慎起见，这里只提她在曼谷，约40岁。她的经历把我们带入了我称之为2005年的“晚收时代”，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迅速弄去进行器官检查，然后立刻就消失了。当我问她，在马三家劳教所，是否有人真的接受过医学治疗，她立即回应说：“如果有人是用担架抬进来的，他们会得到粗略的治疗。对于身体健康的人，做了全面的体检….他们需要健康的人，年轻人。如果你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阿姨，他们不会注意你。”
在体检的时候，有军事人员在场吗？ “他们不需要这些人。马三家非常接近苏家屯[医院] ——开车很快就到。如果他们需要谁，只要把他们绑起来，送过去……他们通常是在夜间被带走的。”
2006年广东监狱
于新会（音）曾被关押在广东的监狱里5年后获释。在2007年，他给自己、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报名参加了一个中国旅游团的出国游。抵达曼谷后，他们逃到了基督教青年会，并向联合国申请难民庇护。30多岁的于新会，看上去结实强健。在狱中，他受到了反复的体检，在2005年军事监督之下完成了一个“只看器官”的体检。
他对于我问的问题，从来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谜：“在监狱里，活摘器官是常识……即使在你死之前，你的器官已经被预订了。”刑事犯嘲讽法轮功学员说：“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去做，我们就会把你折磨死，卖你的器官。”这听起来就像一个愚蠢的游戏，但每个人都知道存在一个真实的名单：像法轮功修炼者这样的囚犯有个被带走的年度计划。于新会知道哪一个月有巴士会到达，它们会停在院子里。他在谷歌地球上给我看了那个确切的位置。
在2006年3月，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浮出水面时，于新会仍蜷缩在监狱里，被单独监禁。他清楚地记得，在2006年5月恐慌性地带走了一大批的囚犯（也许是400人，包括法轮功学员）。 “这很可怕”，于新会说，“即使是我也被吓坏了。”这个时机是一致的：所有的坏的宣传，内地医生暗示与出售器官存在密切的业务联系，都正好是这个时候。
2007年北京女子劳教所
到2007年，人们的共识是中国政府关闭了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避免在奥运会前再度出现令当局尴尬的新的披露。
刘贵福（音）是一位最近抵达曼谷的48岁的妇女。2007年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她受到了全面的一系列的身体检查。
但她清楚地记得：一个月里，对她进行了3次尿检。她被告知到医院前要喝水并避免排尿。这是为了测试糖尿病或是药物吗？这不能排除在外。但这不能对肾功能做出评估。在同一个月，她被抽了三次大的血样。是劳教所关心刘的健康吗？还是关心她某一个器官的健康？或许是一个器官被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或富有的国外客户相匹配了？
肯定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被用编号来识别。我曾听说第200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艺术家，她有着漂亮的皮肤。是不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没有人活着离开中国。
为器官而谋杀 邪恶的罪行
台湾调查活摘器官的医生们及那些安排台湾患者到大陆接受移植的医生们都同意的一点：在奥运会闭幕式后，会再次打开摘取器官的门。
想到如此多的良心犯因被摘取器官而被谋杀，这是一个邪恶的罪行。
当然，有人会悄悄地争辩，美国没有能改变中共政权的“灵丹妙药”。也许没有，但我们可以禁止美国人到中国获得器官移植。我们可以抵制中国的医疗会议。禁运手术设备。并拒绝举行任何的外交首脑会议，直到北京把在中国的每一个器官来源者做出一个明确的、全面的数据库。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安慰自己说没有骨头（证据）。但是（这样下去，）直到这个党垮台，和中国人民开始在坟墓和骨灰中搜寻之前，都不会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