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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透过高层内斗的迷雾
十三年迫害法轮功的政策，造成了中国高层实质的分裂–题记
第一节 薄熙来-王立军事件
2012年2月，将在中共十八上接班的习近平受邀访美。习拜访了白宫和五角大楼、到爱荷华州故地重游、在洛杉矶看NBA篮球比赛，再加上二百七十一亿美元的采购清单。然而却正值国内发生了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外界称为“薄熙来-王立军事件”。
王是帮着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大搞“唱红打黑”的心腹成员，也是重庆市的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突然与薄反目成仇，并有计划的闯馆避难，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副部级官员投奔美领馆的严重政治事件。（详情见本章附节“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回放”）
被王立军事件触发的中南海激烈搏击，实际上是围绕夺取十八大将接掌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接班人习近平展开的。被江泽民秘密选定接掌中共最高权力的人是薄熙来，由于中共高层各种因素制约，江泽民不得不让习近平作为十八大中共最高层接班人。
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罗干等镇压法轮功，十三年来犯下了惊人罪恶。为继续镇压政策，避免清算，江泽民、曾庆红绝对不能让出中共最高权力，这就是江泽民向新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不断挑衅争斗的实质，也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权斗的核心。
接着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中共政局发生激烈动荡，十八大入常热门人选薄熙来下台，掌管政法委的周永康失势，江泽民派系面临崩盘。中共高层在十八大前夕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结局和对未来影响
官方公开承认的仅仅是谷开来涉嫌谋杀海伍德和薄熙来对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负有责任，但官方要求军方表态说明事情要比上述指控严重的多。主要消息来源都是海外中文媒体和西方主流媒体的报导，有些还是来自中共内部相当可靠的消息。无论消息指薄熙来涉及到那些罪名，相当多的来源认为中共高层最终会以刑事罪名结案。对于眼花缭乱的各种消息，究竟应该如何解读，需要跳出官方说法和权力斗争的思维去看。
自1989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免职之后，中共中央不再以政治路线错误来罢免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开始以违反党纪国法作为处理的衡量。薄熙来是继陈希同、陈良宇之后，第三位受到此类处理的政治局委员兼直辖市党的书记。
薄熙来事件，直接的起因是2009年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打黑。那是薄熙来试图重返北京权力中心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以后，各种矛盾都到了集中爆发的关头，执政党面临空前危机，原有的模式难以为继，改变势在必行，问题是如何变。一面是温家宝不断在各种场合谈论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面则是薄熙来声称自己到毛泽东时代寻找出路，实际是民众对中共现状的不满，又没有别的出路，只好怀念毛泽东时代，薄熙来利用这样的社会心理来做薄自己的文章。他从地方开始的向中央示威，尤其是对军队的渗透和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都是党史上、中共党国史上非同小可的动作，充分暴露了薄的野心和狂妄。
根据中共历来的行为方式，对薄熙来可能提出的指控实际上暴露了中共的困境。
第一种指控也是最严重的指控，那就是中共历史上惯用的路线斗争。温家宝在今年人大提出的有人要回到文革就是指的这个，这是重庆唱红的实质。这牵涉到对中共的历史、意识形态、思想的重新评估甚至否定的问题。中共的理论基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式的说法就有毛泽东的思想、邓小平的理论、江泽民的三讲三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是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后来的理论提出后并没有否定旧理论，而是机械的加在前边的东西之上，因为否定旧理论就是否定中共本身的合法性。理论问题不争论只是应急之举，留给后人的政治包袱和潜在麻烦就越来越多。任何一个从体制内挑战中央的人，都可以在中共理论体系中找到对应的部份。薄熙来在思想路线上的挑战都源于此。这是中共给薄熙来定性的第一个困难。当然路线斗争本来并不是省一级最高官员的事，必然会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支持者周永康的作为牵扯进来。
第二种指控是阴谋篡权。据信美国方面透露的是王立军交给美国领馆的材料中的一部份。如果确有和周永康合谋篡权，受威胁最大的并非胡、温，而是习近平。而这个指控对周是致命的。薄熙来在组织上的挑战，即取习近平而代之的根源来自中共接班至今都没有可以遵循的原则和程序。这也是这次薄熙来事件给西方社会的一个教训。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长期以来有意无意的宣扬一种观点，说中共已经解决了领导层平稳交接班的问题。其实从来就没有解决过，中共本身的合法性还停留在夺取政权前的成王败寇。接班人的选择确定则有多种形式，从毛对华、邓对江的直接指定，军中大老对文革“四人帮”的逮捕，到邓对华的取代，邓对胡的隔代指定，再从党内大老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撤换，到各派黑箱内平衡妥协的习李配计划18大接班，并无一定之规。薄和周策划的阴谋篡权，可以说是类似政变的强力夺权型，这和背后的江泽民势力直接有关。
第三种是破坏法律实施。这也是薄在重庆“打黑”的实质。提出这个指控，公布重庆黑打的内幕，包括具体案例是如何通过酷刑逼供制造出来的，可以打破薄熙来精心塑造的摇滚政治新星形象，又可以暴露直接负有指挥决定责任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可是破坏法律实施执法犯法并非重庆首创，也并不是只在重庆存在。正如薄熙来对媒体所说，打黑是公、检、法、司、安全部门在政法委指挥下进行的。这至少证明打黑并非是执行法律，而是执行中共的政策，或者是执行政法委的政策。黑打的根源是1999年迫害法轮功而开始的中共自己有计划有系统的对中国法律体系的破坏，以及中共把自己置于宪法、法律之上，而政法委和“610”又把自己置于党中央之上、政府之上的变异政体怪胎。党中央早就有了多权力中心的结构和运作，重庆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集中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采用这个罪名，必将触及到整个政法委系统和中共统治的根基。
最后一种是刑事犯罪。为了防止薄及其同伙卷土重来，高层会以刑事犯罪把薄案件凿实。可以是和谷开来有关或本人的涉嫌谋杀，也可以是个人和家族成员的贪腐。这个罪名由于避开了实质问题，将会给中共造成无穷后患。另外，大量曝光内幕消息和高层腐败的细节，受到打击的是整个中共统治阶层。
所以不管怎么处理都是头痛的事。如果想抱残守缺，不伤及中共体制，江系“血债帮”血债在身，是不怕再添血债的。而处理周永康势力必将揭开整个黑幕，加速江系“血债帮”的解体。
“薄、周、江”联盟
由于夺权和执政缺少合法性，中共在党内也从来没有形成选择领导人的机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传统上，上一任党魁挑选接班人的标准并非是治国治党之才，而是不会否定自己最重大最有争议的政治遗产──罪行。江泽民在任期间犯下重大侵犯人权罪行──迫害法轮功，这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然而，江的接班人已经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了，他无法通过挑选自己的接班人来保证迫害政策的延续和罪行不被清算。作为替代安排，他为中共设计了新的统治模式，将政治局常委从七人增加到九人，以便把足够的“自己人”塞进去，在常委中保持多数。同时，常委对自己分管的领域有比以前大得多的控制权。这种设计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在决策层的人数上保证了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极权统治的分权最终导致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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