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谨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唐太宗以仁为本
唐代贞观元年，青州因发生谋反的事件，监狱里抓满了人。皇帝下诏派薛仁师去复查。
薛仁师到监狱后，就给囚犯们打开枷锁，供给饮食，送水洗澡。最后，只查办了为首的几个人。
朝中的官员孙伏伽，怀疑他平反过多。薛仁师说：“遵照皇上（唐太宗）的意见，大凡处理罪案，应当以仁恕（仁爱宽恕）为本。难道只为自己不被上面责难，就明知有冤，也不救吗？如果我执法公正，即使触怒了皇亲国戚，以身殉职，也在所不惜。”
后来，皇上为了尊重孙伏伽的意思，下诏派人调查薛仁师办案的情况，事实证实了他所平反的人，果然原来是受到冤枉的。
唐太宗对薛仁师，更加信任。
二、施仁政，重教化，出现贞观盛世
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干，这在唐朝达到鼎盛时期。这三家文化的核心，都以端正人心为本。这是法律的作用所远远达不到的。
唐太宗施行仁政，虚心纳谏，刑罚宽简，吏治严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盛世。贞观四年，一年只判有死刑犯二十九人，而且当时的社会现状，还是乱世刚刚过去，国困民穷，年成也不好的时候。其所以能够达到如此的治安良况，是因为唐初重视了教化的作用，强化了道德伦理。人心自我约束力，大大加强。故遇上天灾，全国上下齐力抗灾，也并无怨气。后来遇上丰年，社会便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这也就是很自然的情景。接着，又出现了行旅不带粮，路上有人款待与送给。这就更非一般社会风貌所可比拟了。
所以史家将这一时期誉为“贞观之治”！
三、唐太宗改革极刑
唐太宗从一开始，就注重改革极刑。《资治通鉴》记载：“皇上（此指唐太宗）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共同议定改换刑律，放宽绞刑五十条，使死刑其改为断右脚趾。皇上还嫌它太惨，说：‘肉刑废除已久，应以另外的办法代替。’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改为加重劳役，流放三千里，时限为三年。皇上批准，下诏实行。
皇上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公正直，就提拔为大理少卿。
皇上发现：在选拔人才中，经常出现假冒资望或祖荫的人，就下诏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者，判以死罪。没有多久，却又出现有假冒事件，发现后，皇上很生气，当即下令：要杀掉他！
戴胄上奏说：“按照新法律，应当流放。”皇上生气地说：“您要守法，就使我失信（已下令杀他）吗!”戴胄说：“您刚才的命令，是出于您个人一时的激愤；而法律，则是国家取信于民的根本。陛下痛恨选拔人才作假，因此就想杀了他。但现在已经知道了这样不对，订出了新法律，就应当依法办事。这就叫做：忍小忿而存大信。”皇上说：“您能如此执法，我还有什么担忧呢?”
戴胄经常不顾情面，犯颜护法，言如泉涌，唐太宗都听从他，所以国家没有冤案。
唐太宗以仁为本，不因个人的喜怒，而违背法律的严肃性。从这一点看来，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仁君。
（事据清代居士周思仁著《安士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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