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使用的酷刑残酷至极，使用药物进行迫害是非常阴毒的。
虽然曝光了许多，但是和整个迫害相比，也只是冰山一角。
但就这冰山一角所揭示出来的残酷程度也足以使人认清中共的罪恶本质了。
文／飞瀑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日】柳志梅，一个天资聪颖、天真善良的农家女孩，一九九七年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进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二零零一年三月，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学校 开除；随后在北京被恶警绑架，在看守所受到酷刑毒打，后被非法判刑十二年，转至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遭受了无数的非人折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临出狱前，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回家后的第三天，药力开始发作，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失去了记忆。目前柳志梅已出狱一年多，情形至今仍未好转。
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中共使用药物摧残是极其阴毒的一招。概括起来看，不外乎有如下三类：
一、为了加剧迫害而使用
这一种情况比较常见，就是为了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使用药物。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残酷的折磨中怕她们死去，所以强行灌上防止疾病发作的药物，如降压药和速效救治心脏的药物；目的就是为了加重迫害的痛苦程度。另一种就是无所顾忌的使用药物，能摧残到什么程度就摧残到什么程度。我们举例来说明。
辽宁省锦州市五十九岁的大法弟子徐慧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到了抻刑、吊铐、荡秋千、打嘴巴、用脚踢、灌芥末油、冷冻、憋尿、铐死人床、罚站、罚坐、熬鹰等酷刑。二零零八年六月，为加重对她的迫害，劳教所临时抽调两名有迫害“经验”又十分残忍凶悍的女恶警杨玉和董彬参与迫害。董彬把徐慧抻到死人床上，用粘条带把徐慧受伤的双手、臂缠在死人床上，再把双脚捆绑住，然后由卫生所护士陈兵用开口器撬开嘴撑至极限，再使劲往牙床上压，即把开口器狠狠挤压进牙缝里，而后灌食。徐慧的一颗牙被撬歪，一颗牙被撬断，头顶还放上录音机播放辱骂法轮功与法轮功创始人的内容。恶徒们一边残酷的折磨徐慧，一边灌抢救的药物：救心丹和降压药。所长周勤带着人在走廊亲自候着；救护车就在外面等着。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就是把她往死里整，准备在人不行时再把她扔到救护车上，因为只要出了劳教所的门，人死了就不是劳教所的责任了。
为了延长和加深徐慧的痛苦，这伙恶人采用的竟是抢救性药物——救心丹和降压药。在人类文明史上，如此的使用药物可谓是中共的首创了。
我们再通过具体事例看看另一种不计后果的迫害。
原山东潍坊市委政法委副县级干部姜国波，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被劫持到潍坊劳教所。他以绝食抗议这种非法关押，劳教所给他灌食时就在食物中加药。开始加的是让他头晕、大脑兴奋的药。当天姜国波一宿未睡，第二天头还晕。他就向所警、医生抗议在饭中加药的行径，坚决拒绝灌食。劳教所可不管这些，继续在灌食时加入损害他大脑神经系统的药，让他头晕得站不住，严重时坐都坐不住，躺在床上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到天旋地转。
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劳教所给他加的药有：伤害神经，使人头痛头晕的；伤害肝脏、脾脏、肾脏的，有时肝脏剧烈地胀痛；伤害心脏的，使心脏跳得很快，并且心脏部位发闷发痛；伤害胃的，有几次他的胃就象被灼烧一样疼痛；还有伤人元气的药，使人手脚发软，浑身象瘫痪了一样无力；让人突然大汗淋漓或浑身发冷的；让人发烧感冒的；让人浑身刺痒的；让关节、肌肉疼痛的；让人拉肚子的；封堵大便、小便的……这些都是姜国波能感觉到的。他们怕姜国波发现加药，常常将药研成粉末溶于水中完全溶解，再加上奶粉饼干给他灌下。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十一点多，他们加药的量很大，姜国波胃痛得厉害，浑身出汗，心脏也难受。值班所警找来管理科科长朱安乐与所医刘某到禁闭室看他。姜国波谴责他们在灌食时加药的无耻行径，尤其是加迫害心脏的药。朱安乐反复辩解说没加心脏方面的药，说着说着，说漏了嘴。他说：“我可以肯定没加心脏方面的药，因为医生每次加什么药都事先和我打声招呼，而最近他们没向我说要加这方面的药……”说到这里，朱安乐突然停住不说了，因他也发现自己失言了，马上尴尬地转身匆匆离开了禁闭室。刘某也随之离开了。
二、为了洗脑而使用
这种情况就是最常见的了。中共的上级机关是以“转化率”来考评属下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情况的。所谓转化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也就是强制转变他们对法轮功的信仰，放弃修炼。中共有一套洗脑的标准，那就是强迫法轮功学员必须写出与法轮功的决裂书、揭批书和不再修炼的保证书等书面材料。为了达到让法轮功修炼者诋毁法轮功的目的，中共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是，对于那些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共在使出所有毒招都不能使他们屈服的情况下，中共就使出了药物毒害的招数。
中原油田“电大”职工巨黎黎，四十多岁。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她曾三次去北京依法上访。多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两次被非法劳教。
巨黎黎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新乡精神病院期间，中原油田“六一零”人员打电话指使新乡市精神病院逼她看天安门自焚伪案录像。巨黎黎说这是陷害大法、是假的。中原油田“六一零”的恶徒知道后说：“她住了这么长时间医院，头脑还不迷糊，一定要给她加大药量。”新乡精神病院在收到中原油田“六一零”的指使后，把她手脚绑在床上，强行给她灌入大量不明药物，导致巨黎黎四天昏迷不醒。第四天，医院将她过电弄醒后，她牙齿松动、胃出血、头晕、肝痛、小便失禁；后来口中长期苦涩、记忆力明显下降。
人清醒了不好吗？有谁愿意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呢？可是中共的走卒们就是怕法轮功修炼者清醒，他们非得把她药迷糊了才甘心。药物是治疗疾病的，可中共却把药物大剂量的用在身心健康、头脑清醒的人身上，真恶毒啊！
更多的时候，恶人们是把药物偷偷的投放在食物中的，这样既达到了邪恶的目的，又掩盖了自己的罪恶。现居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原北京航天部电子设备工程师，七十岁的岳昌智，就曾遭受过这样的迫害。她在接受《大纪元时报》记者的采访时追忆自己受到药物迫害时的情景说：
“大约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上旬，恶警指使着‘帮教’带我在屋子内转圈，转圈时喊口号，口号的内容，由无关紧要逐渐转到要我决裂大法。看来她们是要看我的头脑是否还清醒。当时我已经发现我的状态不正常：出现了身不由己、心口不一的现象，对她们让我喊的口号，心中说：‘不是这样’，可是我的嘴却不听我的使唤。而我当时又改变不了这种被牵着走的状况。
“持续多天昼夜被罚站的我，到了夜里神志不清的现象加重，而且严重到：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我不知道我身在何处，感觉好象在地下室，实际一直在四楼十分监区，没有动地方；我不知道去厕所的路怎么走（我来到十分监区已经十个月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去厕所的路呢？可是当时就是那样）。更为严重的是，我不但神志不清，主意识不能控制自己，而且同时伴有全身剧烈疼痛、每个细胞都痛，无法站立，真的无法承受，真的是生不如死。
“大约深夜两点多，一向表面和善的监区长来了，我因为极度痛苦，想蹲下来缓解一下，她不但不准相反却疯狂的强迫，厉声命令我写‘决裂书’。那是我从来都不想做、永远都不要做的事！我心中想：不写！但手却不听我主意识的指挥。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恶警。还要逼着我再写上‘不要生命的永远’！我的心中说：‘怎么能不要生命的永远呢？！’可是我心中的这个声音太弱，主宰不了我的手。就这样，我象个木偶似的，被人牵着、机械的做着她们要我做的一切。此后的一天多，她们仍不准我有任何休息的机会，始终不让我坐、蹲、扶、靠、各种休息，即使写东西也必须站着写，甚至同一个东西逼我反复抄。很明显，就是消磨时间，就是不让我休息！直到又过了三十六个小时后，她们才让我有了点休息时间。休息后我清醒过来了，明白自己竟在神志不清时做了这么可耻的事！我懊悔莫及，痛不欲生，这种迫害，对精神、心理的伤害与打击是巨大而无法言表的。
“我那次的神志不清，如果她们不对我做手脚，她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反常的表现？
“特别是我看到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劳教所警察承认在法轮功学员的饭里下药》一文，使我联想到那时我在被迫害中经历过的神志不清和出现的各种状态都和上文说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她们不做手脚，我为什么会出现那种不正常状态？我断定狱警往我的食物中放了药物才造成的。”
中共的手段有多阴毒，从岳昌智老人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来。中共的目的达到了，可是它使用的手法却隐藏了起来。那么这种情况难道只局限在个别地方的个别人身上吗？完全不是。这种迫害方式已为众多的专职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中共鹰犬所掌握和使用。
据悉，北京女子劳教所几乎给每一个关在那里的大法弟子灌不明药物，人吃后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出现呆滞、昏睡、神智迷糊、受抑制等症状。有的人拒绝吃药，恶警就命令包夹强行灌下；有的是把药拌进饭里、溶到喝的水里，在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把药灌进去，使坚定的大法弟子说不出话，不能正常思考，不能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讲真相。
为了摧毁大法弟子的意志和身体，使他们最终放弃信仰，中共就是这样广泛而大量的使用药物对他们实施迫害的。
三、为了封口而使用
大法弟子受到的迫害是残酷的，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同时，中共邪党还一再地标榜自己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是春风化雨的。有谁听说过为了关心人就把人投进到监牢里去关心的呢？但是中共可不管这些，它就是个流氓嘛。所以，在对大法弟子残酷迫害后，为了防止它的罪恶曝光，它再次使用药物对大法弟子进行封口。
黑龙江阿城区舍利乡太平沟法轮功学员隋景江，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劫持到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有一天支队长郝威说隋景江血压高要给他打针，隋景江说：我身体没有异常感觉，我不打针。可是郝威硬要给打，无奈之下隋景江只好跟其来到医务室。隋景江心里琢磨，平日里对我们非打即骂，甚至酷刑折磨从不手软，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呢？打针时隋景江发现药瓶上没有标签，就问狱医：你给我打的是啥药啊？咋没药名呢？狱医狠狠地说：你管啥药呢？打坏了我负责！结果这一针打下去，隋景江四肢发紫、不听使唤，几乎要瘫痪了的感觉，那种痛苦与难受的滋味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第二天副支队长来了，不由分说又给打了第二针、第三针。怎么去的医务室、打了几针、打的啥药全不知道了。隋景江原本很聪明，是个电工，而且技术水平很高。可是，自从打了这三支不知名的毒针后，整天耷拉着脑袋，头抬不起来，浑身无力、思维与行动迟缓……
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隋景江又一次被绑架到长林子劳教所。到那里不久，又给他打了一支不知名的毒针。这一针打下去，隋景江彻底崩溃了。他失去了记忆、精神失常，没事自己就乐，看谁的脸都是紫色，而且经常出现幻觉，胡言乱语。再后来就彻底疯了，大冬天穿着单衣服在外边跑。
象隋景江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人被放回来了，可是却傻了，有的到家不久就死了。有些监狱里的狱警使用的手段更高明，人初被放回家时一切正常，可是过了几天人就犯迷糊了，而且越来越重，以至于完全痴傻。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二岁的清华学子柳志梅被扣上十几项罪名，经北京海淀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二年，转至山东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大约二零零三年时，从监狱教育科里经常传出柳志梅的哭喊声：“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山东省女子监狱的狱警邓济霞，经常带着志梅去监狱里的小医院叫犯人给打针。每天打三针，几乎天天打，理由是精神病。
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份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志梅还曾告诉人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二零零八年十月，山东省女子监狱打电话通知志梅的家人，叫十一月十三日去接柳志梅回家。在回家的火车上，她告诉家人，临出来前三天检查身体，说她后牙上有个洞，需要打针，说一个洞眼打一针，花了近六百元，后来没要钱，免费给打了针。 刚到家的头两天，柳志梅看起来还算正常。到第三天，柳志梅突然出现精神异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她显得躁动不安，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胳膊做出跑步的姿势不停的来回抽动，整夜不睡觉，有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她很快就失去了记忆，说话语无伦次，一句话要重复三遍。而且大量饮水，每天要喝六、七暖瓶的水。小便尿在被褥上也不知道，睡在尿湿的被褥上也无知无觉。
亲友们大惑不解，怎么回家两天就变成这样呢？怎么会变得如此痴傻？亲友们观察柳志梅牙齿上并没有洞，看来，临出狱前所打的针的药力发作了。幸亏在她出狱时告诉了父亲监狱给她打了针，她要是没有告诉父亲呢？亲友们能猜测出来她痴傻的原因吗？
那么，监狱为什么要把她变成痴傻？在她的身上还留有多少屈辱和罪恶不为人知？仅仅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监狱就能下如此的毒手，可想而知，她受到的屈辱该有多么的巨大。
柳志梅的口被用这种形式封住了。她的左手中指已残疾，骨节粗大，严重弯曲变形。业内人士指出，这是柳志梅遭受长期注射毒针所致。那么她究竟受到了哪些酷刑？这样的罪恶真的就那样掩盖下去了吗？
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使用的酷刑残酷至极，使用药物进行迫害是非常阴毒的。虽然曝光了许多，但是和整个迫害相比，也只是冰山一角。但就这冰山一角所揭示出来的残酷程度也足以使人认清中共的罪恶本质了。中共真的就象那个毒药一样，它本身就是剧毒的，你叫它不毒人、不害人，它做不到。它的本性就是毒的，它就是这样的东西。只要中共存在，中国和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必然要受到它的毒害。唯一的办法就是解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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