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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an Gutmann被美国著名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评为是“庞大的社会和政治的告密者”。Gutmann是《失去新中国》的作者，该书获得多个奖项，包括“天安门精神”、《纽约太阳报》“年度最佳书作”和“陈氏新闻奖”等。
演讲如下：
非常感谢，能受邀参加这么重要的听证会。我从2006年开始采访一些医学专家、中国法律界人士以及50多位从劳改营出来的难民，就是为了将诸多实例收集起来，搞清楚在中国对良心犯活摘器官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根据我的调查结果，这种行为开始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到了2001年，随着大量法轮功学员构成的潜在器官库，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扩展到全国。
我今天讲话的时间很短。我在开始调查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心态与你们今天在座的某些人的心态一样，也在怀疑是否是真的。所以，我今天不说我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我请您根据我的证据，您自己下个结论。我有12位证人，而每一位证人都为解开活摘器官的谜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也会提到退党活动的潜在意义。我觉得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很熟悉HARRY WU的研究。活摘罪犯的器官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变得更加系统，加入了一个“器官捐献”同意的表格，在行刑现场多了一个移动的警车。器官捐献者是罪犯，被逼迫下他们无论是否在表格上签字，根据中国的法律他们都被宣判死罪。
我的第一个证人是阿不都热依木(Nijat Abudureyimu) ，新疆乌鲁木齐公安局特别机构的一位警察。他没有提出任何反驳。但是他的确表示，到了1994年，医生摘取器官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不受限制。当时，他的一位同事听到从摘取器官的警车里传出“像是来自地狱”的尖叫声，并对此提出置疑。两年后，监狱的医疗主任向阿不都热依木承认，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用于做移植手术。但是，现在，活摘器官已经成了常有的事。
我的第二个证人Enver Tohti，一位乌鲁木齐的医生。他回忆了1995年的一个死刑犯行刑场面：一位犯人的胸部被枪击中，枪击但不会令其死亡，而是让其身体进入深度休克状态，这样可减少身体的蠕动和收缩以避免为摘取器官带来问题。在上司的注目下，Tohti医生活体摘除了死刑犯的肾脏和肝脏。
行刑现场通常是处理政治犯的，那个男人梳着长发，不像其他剃光头的囚犯。但是，Enver不会猜测，我也不会：没有医生足够的可信证词证明医生摘取政治犯和宗教信仰人士的器官，根据中国的法律，1997年伊宁事件之前，很少有政治犯或者宗教信仰人士被判处死刑。
我的第三个证人是在伊宁医院工作的一位护士，她描述说，医院是一团糟：哪个医生敢给维族抗议人士治病就要被逮捕，隔离维族医务人员，包括汉人医生，如果在处理二胎时动作慢了，都会被隔离。最后，她还描述说，伊宁事件后6个月，一位21岁的维族抗议人士的肾脏被一个中国军队医院摘除。
我的第四个证人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被命令为在乌鲁木齐监狱的政治异议人士验血，目的是为了给中共的四位高官寻找健康的器官。因为这些政治犯并没有在死刑犯之列，所以，被验血的时候，他们感到很惊慌。这位年轻的医生在抽血时，压抑着自己良心的每一个神经，对他们说：“就是为了你的健康。”六个月之后，又有六个中共干部需要健康的器官，所以又重复同样的过程。
接下来，还有八位证人，他们是（音译）：曲阳耀、王玉芝、王晓华、景田、戴英、方司仪、于心惠和刘贵福。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曾被关押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劳教所。但是，他们却有两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接受完全相似的医疗检查。通常是军方的医生，对他们抽取一大管血，进行X光胸部检查，取样尿检，检查腹部，而且，大多还仔细检查眼角膜。医生有没有让他们追踪光线的移动？有没有扭动手指检查外围的视线？没有，只有眼角膜。没有检查大脑的功能，没有敲打膝盖，没有检查淋巴结，没有检查耳朵、嘴巴或者是生殖器。医生只检查各个器官，没有别的。
我要求中国政府对这样的检查提供一个合理的科学解释，或者说，为什么要对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这样的检查，尤其是针对女士，通常配备一个管教看着。为什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血液检查后把他们带走的时候要用特殊的汽车运送？为什么，要对基督徒、藏民异议人士做同样的体检。
我无法说明家庭教会、维族和藏民到底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估计，从2000年到2008年，大约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由于时间有限，我请您在今天听证的记录中，加入我最近写的《国家器官》（State Organs）中的一个章节，详细解释了这个数字及其分析方法，还有两篇文章，《中共令人毛骨悚然的活摘器官》（China’s Gruesome Organ Harvest）和《新疆程序》(Xinjiang Procedure)。任何人看了这些资料都会立刻发现显而易见的一点：对政治犯摘除器官的命令不是来自于民间，而是来自中共的元老。中国是一个管制国家，对党员和军队都有监视。王立军本人就获得过活摘器官方面的医学进步奖。所以“党中央”知道这个事情。这是国家操控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很快明白，为什么退党活动不是改革中共的活动。
但是，最终我写的东西和我的证词不能给这12位证人主持什么公道。我无法再现一个管教的眼泪落在我的胳膊上，说：“我无法忍受…….看到一个活人从我的眼前消失”。但是，还有一件事将12位证人联系在一起：即使我今天保护他们的身份，但是我可以确切的说，他们每一个证人都同意公开在这里作证。而且，如果他们出来作证，一位台湾手术医师也可能愿意上来作证，确凿的证明，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曾经用于他的一位老年患者。
出来作证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他们的家人会面临很大的危险。就在阿不都热依木第一次同意接受瑞士报纸的采访时，他在新疆的姐姐就被抓捕了，被关押了3个月。然而，这些证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集体出来作证更加有力，透明度高，尤其是，如果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政府加速这种透明的力度。令人感到伤心的是，自从第一个证词曝光，在六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都没有行动表示支持。而且，六年来，更多的证据出现，但是我们的政府对此无所作为。即使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一场悲剧还在上演，因为在最后的分析中，今天坐在这个席上的人应该是这些证人，而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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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看”九评共产党” ( VCD, 书)!
Let’s find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VCD, books)!
快上大纪元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团/队)，抹去邪恶的印记!
Quit the Evi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it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to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