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基督徒过亿 中共意识形态危机
中国基督教徒过亿。 |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平安夜的北京,成千上万民众涌到市内各间教堂参加宗教活动,部份教堂前更出现长长的人龙,当中甚至包括中共党员。面对人数众多的教徒和修炼者,无神论的中共政权面临在意识形态上严重危机。这令当局担心党员信仰宗教会瓦解中共组织,中共高官近日重申: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立场不会动摇。
草庵:新华社报导平安夜北京教堂的热闹情况:基督教海淀堂可容纳1,400人的二楼正堂,前日傍晚已经座无虚席,门外更有长500米的人龙;宣武门天主教南堂则发2,000张弥撒票,但到场者〝远远多于此数〞,部份人更在下午3时便到场排队领票。报导称,平安夜到教堂者有上万人。统计亦显示中国大陆信教的人数越来越多。非官方的统计则显示,单是基督徒人数就超过一亿、天主教徒1,300万;这其中还不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有宗教信仰者的总人数应达数亿。这已比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称,至去年底中共有8,027万党员的数目超过许多倍。面对人数众多的教徒和修炼者,无神论的中共政权正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危机。
伍凡:早前中纪委的统计则指出,对于党员信教,中共早在2005年已发出文件警告,宗教意识导致〝党员干部信念崩溃、党性更趋于沦丧〞。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近日则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近日不但有党员信教,甚至党内有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可是朱维群认为这是〝完全违背中国国情〞。他以新疆、西藏为例,称若允许党员信教,势必会在思想上、组织上令中共分裂、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动摇,并且削弱中共党组织及其在反分裂斗争中的战斗力,故此〝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原则〞。
草庵: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大陆民众大批的信仰基督教呢?这很值得研究分析。 2007年,被评为 “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 的赵晓曾说过:〝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8%,总共增长了68倍,创造出世界经济变革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中国基督徒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大概70多万人,增长到现在大概超过8,000万,按官方内部统计甚至可能超过一亿,到一亿三千万,增长了100多倍,年均增长在18 %以上,中国民众快有或已有十分之一是基督徒。河南是一亿人口,现在家庭教会就有1,500万信徒,官方的教会在那还有240万,总共在河南地区,基督徒一共达到了1740万,这是〈家庭教会〉自己的统计,占了河南人口总数的15%以上,将近20%。河南在1949年的时候按照官方统计的结果,基督徒是7万,如果我们现在估计是1740万,60年的时间翻了250倍。这也是一个奇迹,是世界生命变革的〈中国奇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在全世界教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几乎已经溶入了整个中国社会。
伍凡:为什么会出现〈家庭教会〉这么大的发展?根据研究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及其影响的专家李凡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有三个因素:
一‧文化因素,信仰空缺;
二‧心理因素,寻找超自然、超人类的力量作精神保护;
三‧中共的宗教政策迫使〈家庭教会〉兴旺发达。
中共是无神论者,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文化〉基本上是被破坏了,所有的即使是官方认可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全都被迫停止活动,任何人不准信仰任何宗教。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就是要破除旧的文化和思想,其结果就是把所有的寺庙、道观、教堂、教会等正式的道场统统关掉、拆掉、或由党书记入驻营运。中共强迫老百姓接受无神论,老百姓却不愿意接受无神论,心里仍然信神、信佛、信道。中共一旦发现宗教活动就抓起来进行批斗,并且也找不到地方可以进行宗教活动。佛教徒可以在家里个人修行;但是要组织任何宗教活动,还是需要公共的宗教活动场所。家里只能适合个人修行,无法进行信徒之间的交流活动。
草庵:这种形式就给了适合基督教发展的机会,因为只有基督教有家庭的聚会活动。从耶稣时代开始,基督教是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出现的,以家庭聚会的形式出现的,基督教徒可以不需要特别的公共场所进行其宗教聚会,以小组的形式进行集体的宗教活动。传统宗教的寺庙和道观被破坏了,然而人们迫切需要解决信仰问题,这样就给了基督教一个很大的发展机会。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开始,基督教就在中国大幅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在信仰上的追求。中国老百姓需要宗教信仰,但是政府不提供机会,这时原来的基督教的文化因素开始发酵,许多人开始接受基督教。基督教传到中国1,000多年了,却一直无法与中国传统的佛、道信仰相提并论,是〈文革浩劫〉形成这个基督教发展的历史机会。现在大陆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北京地区,大学生和教授开始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就是要寻找一个现代化的思想,寻找西方思想的本源。他们也许不能完全接受基督教的某些内涵,却认为基督教代表了现代化,代表了真正的西方思想。
伍凡:〈信神〉是一种心理上求庇护的需求,尤其是在危险的时刻,默念或高喊‘求上帝保佑我’是一种需求。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官员都无法自保,动辄就被当成走资派拉去批斗,老百姓更是处于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整个社会上是动荡的,经济落后贫困,亦无医疗治病的系统,社会服务的机制完全不存在;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当时,老百姓知道共产党保护不了他们,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文革动乱的起源,老百姓需要一种新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就产生了社会接受基督教的过程。
草庵:当前的大陆实行的宗教管理条例里有一条政策规定,就是各个宗教都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宗教场所进行宗教崇拜活动,并要接受政府指定的神职人员带领,才能进行宗教活动。按照这样的一个政策,大陆在北京也就保留了几个教堂,在一般的地级市保留一个教堂。但是教堂太少,距离又远,满足不了信众的需求,一个农民如果信教,住在离城外30公里或者50公里的地方,早上6点就得起床赶到城里,晚上很晚才能回家,这样就很不实际,很多人干脆就在自己家里与邻近的教友聚会。按照现在的管理条例,这就是非法行为,警察就来抓人。但是越抓越不服气,基督教就发展的越快,所以越来越多的小型的遍布各地的〈家庭教会〉就开始出现了。教会分布的非常广泛,而且发展很快。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家庭教会〉发展的原因是当前的宗教政策本身造成的。可见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大发展是中共逼迫出来的,走到了中共愿望的反面。
伍凡:现在大陆出现了一个〈家庭教会〉为主的基督教社会运动。这里边有几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从地下到地上的发展。〈家庭教会〉的活动不再隐匿了,它的发展已经公开化了。
第二个标志,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原来是在农村发展,现在就发展到大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武汉,这些都是重点的〈家庭教会〉发展的地方。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家庭教会〉正在往二、三线城市发展,就是地级和县级城市发展,这个发展的速度也非常之快,这个几年前还没出现,就是最近一、两年出现了这个变化。
第三个标志,是从原来以穷苦的农民为主,开始发展到知识分子,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开始加入家庭教会。
第四个标志,是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传教网络。
第五个标志,是〈家庭教会〉实际上成了中国目前最大的NGO组织,而且海外联系密切。〈家庭教会〉的牧师,现在到新加坡、台湾、香港、美国的华人教会里接受培训,或者接受神学院的培训,然后回到中国进行传教,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海外联系,甚至可能还有资金的援助。
第六个标志,是〈家庭教会〉开展了一些公开的维权活动,〈家庭教会〉也逐渐的把一些维护传教自由的活动公开化。一个有名的案例是北京〈守望教会〉。基督教要求的信仰自由,就变成了中国目前维权活动当中的一项内容,是宗教自由的维权。
草庵: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中共持续不断地迫害基督徒。以中共当局迫害北京〈守望教会〉为例:自2011年4月份起,〈守望教会〉的基督徒每星期都去中关村广场试图参加户外礼拜,争取中共当局承认。〈守望教会〉有活力,规模大,约有1000名教友,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许多追随者属于教育菁英,经济条件优越,海外关系多。当局不许他们有固定聚会地址,有意出租场地者因政府施加压力而退缩,即使教会花了290万欧元买下一幢楼,却拿不到钥匙。〈守望教会〉没有政治诉求,但是毫不畏惧地坚持礼拜聚会,就足以构成当局认为的其对政府的挑衅。中共当局为打压〈守望教会〉,毫无意义的耗时耗力,派警察到中关村广场,整个周末监视大约500个教友的住房,三班轮流,昼夜不停,共有4,500人。他们逮捕、关押教友,从不超过两天。一位姓从的基督徒说:安全人员只是要阻止我们星期日去广场,他们不想有第二个法轮功出现。 8个月后安全当局对这种费力的博弈也倦了,他们是在寻找保住面子的办法。
伍凡:中国有了一亿以上的基督徒,这形成了人类社会中一项重大的文化交流。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和家庭教会的发展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起到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影响将会是非常之大。时间到了,再见。
草庵:再见。
~本文仅代表节目主持、评论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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