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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soundofhope.org/2004/6/7/chenping_23m20.mp3
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举办六四征文活动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对筹委会表示，她很高兴地看到有如此多亲身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与市民公开站出来见证大屠杀。征文活动仍在继续，欢迎各界踊跃投稿，有关详情，可上www.global64.com查询，或电邮至64-15@hotpop.com。
移民加拿大这些年，常碰到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友人，还有二十多岁的大陆青年，听说我从北京来，就好奇地问我，六四那年你在北京吗？你亲眼见过开枪杀人吗？每一次，当我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心头涌起的是两句话：不愿回忆，未敢忘记。
那一段记忆压在我心头十五年了。我知道人的记忆抵受不了时光的侵蚀，应该把自己的经历讲下来。可那是十五年没愈合的一道伤口，已长在我心上，我不敢碰它。
六四那年我二十一岁，是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家住在北京西长安街上。那天夜里，坦克轰隆隆地驶过我家门前，枪声响了半夜。天亮的时候，我离开儿童医院的急救室，走到长安街上。天开始下雨，丝丝的雨水冲着路面，成了血水。复兴斗路口的那座“少女与和平鸽”雕像前，汉白玉少女的胸前、腿上留下好多个焦黄的弹坑。没有人给她包扎，雨水冲在她脸上，令这石头看起来也在流泪。
我走到西单路口的时候，大兵一排排地横在街上，挡住了去路。路口东南角一面不太高的广告牌顶上，一个大兵架着机枪，枪管对着路口晃动。他的手指紧扣在扳机上，一直保持着瞄准扫射的姿势。那一刻，我们近得可以感到彼此的目光。我没有恐惧。
后来我知道，长安街由天安门往西约十公里长的一段路，是那天夜里戒严部队进城时杀出的血路。沿街的五棵松、万寿路、公主坟、军博、木樨地、复兴门，直至民族宫、西单、六部口，每一个路口那天都有市民和学生中弹。蒋彦永医生所在的三零一医院在这段路上，丁子霖教授十七岁的儿子死在这段路上。那位死在我手臂中的青年学生，也倒在这段路上。多少年了，每次走到那条血路，即使是阳光灿烂的正午，我依然看得见一个个死了的冤魂。
有好多人曾问我当年为什么会发生学潮。那年四月十五号胡耀邦去世，我们直觉上都知道要出“大事”，但恁良心说，那时谁也没想过要推翻共产党。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对现实不满。一是觉得八六年学潮之后，对胡耀邦的处理不公平，他活着的最后两年受了冤屈。二是政府给八六年学潮定性为动乱，令我们这些人意气难平。三是当时特权与腐败已开始流行，社会上不公平的事越来越多。我们这些经过八六年学潮的人，又经过两三年在北大这样一块自由土地的成长，就觉得不能不为这个国家说话，这个政府不能不给我们说话的权利。
可政府始终没有给我们说话的权利。游行，请愿，下跪，罢课，罢教，绝食，到了全北京的人都看不下去、自发到街上拦军车、堵坦克的时候，共产党慌了，他们最怯懦、最绝望的时候，他们手中没有正义的时候，就举起了屠刀。
我本是抱着满腔的热血参加学潮的，可到了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我目睹三个学生代表跪倒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那一刻，我的心碎了。那三个人长久地跪在高大的石柱下面，身驱显得那么小。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啊，就像洪水决堤一样爆出一片痛哭声。你几曾看过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为自己的国家同声哀哭。就算是铁石的心肠也会被打动吧？可隔着那扇薄薄的玻璃门，里面就有上千个中共大员，他们不会感动。
从那天起，我对那个没有人性的国家绝望了。记得在五月十六日中午，绝食请愿进行到第三天，北大的老师们到广场上看望我们。他们激动得完全失去了理智，伸着手臂冲动地号哭着想越过纠察线，进到绝食圈中拥抱自己的学生。那时坐在我身边的北大同学们都哭出声了。我流泪，但咬着牙不哭。绝食到八十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体力不支被救护车送进了同仁医院。那些个从医学院临时来帮忙的女学生们，都以为我不行了。昏沉沉中我感到身边围着一圈人痛哭。那时我其实还有知觉，想告诉他们我没死。可我不愿讲话。活在这样的国家里，生又何乐，死又何哀?
北京人真好。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市民就像听到号令一样，冲上街头拦截部队进城。那些天晚上，我常常乘一辆面包车，把水和食品送给在北京各处侦察情况的学生。沿路上我看到，北京市民整夜地守在全城每一个路口，拦截军车，给那些当兵的做政治思想工作。从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三号，大兵压境十几天，硬是在北京人的血肉长城面前没敢前进半步。
我记得最远一次到了北京西边三十多公里的芦沟桥附近，就是当年日本人铁蹄踏过的那个芦沟桥。那是军队由石家庄、保定一带进入北京的必经之路。我半路下车问市民哪里有军车，当时就有许多人争着带我去看。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我们来到长辛店附近的京广铁路边。我看到数不清的军用卡车，身上披着野战部队那种伪装，沿着铁路一连串地排下去，看不到尽头。黑夜中那些车看上去犹如张开大口的魔鬼。那是数十天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那位给我们带路的四十多岁的工人，来自当年以京汉铁路大罢工闻名的长辛店二七厂。回来时他见我在车上沉默不语。就对我说，兄弟别怕，这边的路我们替你们守着，他们进不了城。
这是六四大屠杀前几天的事，我一直希望这位工人今天还活着。
六月三号那天下午，气氛越来越紧张。解放军要进城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广场离我家并不远，下午我决定回一趟家，给父母报个平安。晚上正在家吃饭的时候，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开始警告市民不要上街，但我坐不住，一心要回到广场。我爸妈拚死拦着不让我出门。可那一夜，只要还有点血性的北京人，谁能在家呆得住。
我爸后来一定要跟着我出去。那时大约快九点钟，天要黑没黑的样子。长安街的交通完全中断了。街上有无数的学生和民众，好多人脖子上都围者一条毛巾，为了防催泪弹。人们正忙着把大公共汽车和水泥隔离墩推到路中央设置路障，以阻止军队开进天安门。
我爸在路边站了一会，忽然看着我说：你那背心上印着字，太危险了，咱俩换一下吧。我们就站在大街上，互相换了背心。之后，他一句话没说，投入到人群里设路障去了。我看着他快六十岁的人，穿起我那件印着“北京大学”的背心，把身子箍得紧紧的，真有点滑稽。那一刻我笑了，眼泪也刷的一下淌了出来。
后来我得知，六月四日清晨八点多，19岁的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4班学生孙辉，骑自行车上街寻找没有归校的同学，就是因为身穿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背心，而在西长安街复兴门一带被戒严部队无故射杀的。
那天晚上闷热而狂燥，人们等着对抗解放军的棍棒、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想着在长安街上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筑起最后一道屏障。可那些个血肉之躯，等来了坦克、装甲车和机枪的扫射。十五年了，我仍不能相信那一切真的发生过。中国，那是我舍命爱过的国家。那一夜是怎么了？
年年六四的时候，不论在中国还是加拿大，我在家中点起一枝蜡烛，为那个死在我手臂中的青年学生照路，引领他找到自己的家和亲人。他死在那天夜里。从我抱着他送他到医院，到看着他死去，不过几十分钟的时间，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年年六四是他的死忌，我对着蜡烛跟他说，哪怕你当时说出两三个字，告诉我你的名字，今世我会找到你的亲人。你活生生一个青年，一夜间成了无名尸，最后被防疫站收走火化。一块手表收藏在北京儿童医院，是你唯一的遗物。你走了，可你的家人从此年年断肠。
那天夜里，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的市民和学生一共死了十四个人。十四具尸体被拍成照片，放在医院里等着家人认领，包括我送进去的那个青年。送他到医院的路上，我不知他伤在哪里，只感到鲜血由他身上涌出来，很快浸湿了我的背心，浸到我的皮肉。走进遍地哀号的急救室，不知所措的医生被我拉到他身边。医生用电筒查看了他的瞳孔。医生哭着告诉我，是枪伤，在胸口，救不活了。
那一刻，仿佛我的心被谁掏出来了，所有的感觉和声音都没有了。一整夜的时间，我把他安放在长条椅上，坐在他的身边。他的手一点一点冷了，僵了。他的眼一点一点黯了，湿了。他看上去不到二十岁，平静地躺在长椅上，睁着双眼，目光出奇的平静。我看着他尸身下面，血仍然一连串地滴到地上，像小溪一样四处流淌。那一刻我对自己说，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你的土地有多硬，你的心肠就有多硬，硬到连热血都渗不进去!
那还是我曾经看得像母亲一样神圣的祖国吗？这么多年了，每年六四，我的泪止不住。不是因为死亡、鲜血留给我过于惨烈的记忆，是因为我始终觉得，跟那个共产党国家有一段化不开、放不下的恩怨。共产党中国，把我们这一代人伤得太深了。
我多少次对自己说，跟那个共产党国家早已恩断义绝。可是那一年，我们毕竟在那片土地上，喊过，哭过，走过，跪过，爱过，恨过，振臂欢呼过，忍饥挨饿过，凄风苦夜中相互扶持过，枪林弹雨中相互救助过。那里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丁子霖这样的天安门母亲，还有曾舍命救助过我们的父老兄弟。每每想起这些人，我仍不免回头，抬起泪眼看一看那片土地。这感觉，就像郁达夫先生八十三年前所写的：“天边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星星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送走过十八个春秋。我的乡土啊，……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附：征文活动得到许多中文网站和论坛的支持，并转载了大量征文文章，为表示对作者和首发媒体《大纪元》的尊重，筹委会吁请其它网站转载征文时注明：“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六四征文 《大纪元》首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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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看”九评共产党” ( VCD,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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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上大纪元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团/队)，抹去邪恶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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