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23, 2012

文化“大决战”


—— 再谈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的震惊全球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评价、定论,众说纷纭。国内外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晚年犯昏,让无知的红卫兵“打砸抢烧”文明古迹,对战友和下属则惨无人道的打成“叛特反资”,使经济建设遭“十年浩劫”而处于崩溃的边缘。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并未触到实质。
要想真正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还得了解一个大前提、一个人类社会的大局,这就是“末法时期”。什么是“末法”?其实不只是佛教“末法”、正教“末法”,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失去了正法、真法,没有了道德的约束,都无法可依了。“末法时期”,主要有以下三大标志:
一是近一千多年来,正教内部宗派林立,内讧争强,逐渐走向衰落。这就给邪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老邪教死灰复燃、东山再起,新邪教纷纷出洞、争民众抢地盘,大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势。
二是近五百年以来,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唯物论科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陆续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辉煌。但是,实证科学不能以实物证明神佛的存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便成为不断“淡化”神佛地位和影响力的过程,从而将民众“误导”到不相信因果报应的危险道路上,逐渐失去了崇高的精神支柱、坚实的道德基础和严格的行为规范。
三是近一百多年来,无神论(即社会学范畴的“彻底唯物论”)以“划时代”的姿势出笼亮相,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上帝和一切佛道神,把“末法”推向最后时期,使人类陷入最邪恶、最黑暗、最悲惨的深渊。
其实,只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此次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大局中一看,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便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二、实质
要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还得从“无神论”说起。那么,究竟什么是“无神论”呢?
“无神论”,就是其始作俑者撒下弥天大谎,把自己最大恩师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篡改”了一半、“剽窃”了一半,而编造出来的一套最邪恶的哲学理论。“篡改”的一半,就是把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绝对精神(即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和基础”,“篡改”为“人的精神意识决定了物质存在”这样一个荒谬可笑的哲学命题,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展开诽谤性诬蔑性的大批判,就编造出自己所谓的“最革命、最科学、最先进”的“彻底唯物论”世界观;“剽窃”的一半,就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全部照搬、抄袭过去,应用到自己编造的“世界观”内涵上,就自称创造出了“最革命、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论”。这,就是“无神论”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无神论”的“三大革命理论组成部份”和所有异端邪说的基础、源头。
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始作俑者,在“篡改”加“剽窃”的基础上,煞费苦心的编造了如下两套针锋相对的公式,然后贯穿到自己所谓的“三大革命理论”的全部内容之中,并传播到全世界,去毒害穷人,毒害全人类——
第一套公式,叫做“反动的、腐朽的、形而上学的”公式,即:
“唯心论”=创始论=有神论=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的理论=富人的理论
第二套公式,叫做“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的”公式,即:
“彻底唯物论”=自然论=无神论=被统治阶级即被剥削阶级的理论=穷人的理论
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始作俑者,教唆自己的徒子徒孙按照上述两套公式闹事,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分别组织一部份穷人,拿起枪杆子去夺取富人的政权,建立自己的“红色革命政权”,再拿枪杆子镇压新老阶级敌人反抗和复辟,巩固好自己的政权。如此这般,逐步夺取一个又一个富人的“反动政权”,建立一个又一个穷人的“革命政权”,直到“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
近一百年来,全世界先后有二、三十个国家,以“无神论”作为建国立业之本,曾诱骗胁迫数十亿人搞什么“国际共运”,使数以亿计的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大部份人是跟着“否定”上帝和佛道神的旗号而走向死亡的,他们犯的可是滔天大罪啊!这,就是此次人类最大的悲剧!目前,仍有那么几个国家在顽固的推行这种邪恶的理论,等待他们的势必将是更大更惨痛的悲剧。
“无神论”的传播过程,就是“国际共运”的发展过程。100 年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在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分裂。以苏共为首的一方同以中共为首的一方,曾一度打得昏天黑地、焦头烂额,斗争的中心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争夺霸主地位、领袖地位,争夺“国际共运”的实际领导权、控制权。正在这个当口、关键时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显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适应“国际共运”内部争权夺利斗争需要而精心设计的政治产物。
现在,就让我们从三个具体的方面来看看“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全面、彻底摧毁中国的神权和神传文化的最后“大决战”。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意思就是两种文化的“大决战”。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批判神权和神传文化最坚决、最彻底的国家,所谓“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所有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是批判神权和神传文化的运动。光是大规模的拆庙毁像、直接打击神权和神传文化的活动就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土改时期”,旗号是“打倒封建主义”,除孔庙、武侯祠等屈指可数的几所宗庙外,把全国上上下下所有的宗祠堂庙一律拆毁或改作它用,并将京城、省市、州县等所有大中小城内的文庙(孔庙)、武庙(关庙)、城隍庙也一律拆改。据调查估算,此次毁掉的庙宇总数在200万所左右。与此同时,将全国的“儒学会”全部取缔,将孔孟之道的典籍全部收缴焚毁,还将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不断进行侮辱性的批判,致使儒教在大陆彻底消失。
第二次,“大跃进时期”,旗号是“破除迷信”,将全国高山平原上和江河湖海边的所有山神庙、土地庙、龙王庙、水神庙、火神庙、送子娘娘庙及“地方主神庙”(通常以一个大村或几个小村联合所建之神庙),一律拆毁,不留痕迹。据调查估算,此次毁掉的庙宇总数在20万所以上。
第三次,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旗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针对的直接对像就是各级政府明令保护的“文化古迹单位”了。经过几番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全国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庙宇已寥寥无几了。就连住着僧人道士的寺院、道观也在所难免,其中的部分庙宇也惨遭破坏,有的也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既是“文化大革命”开门叫阵、势压群雄的第一面大旗,又是“文化大革命”总揽全局、号令三军的帅字大旗。“横扫一切”者,“全面、彻底”之谓也。“泪飞顿作倾盆雨”,“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可择任何手段,既全面又彻底的扫除,不留漏洞、不留死角;还要“砸烂批臭封资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从物质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一律清除,既灭实物,又挖根子。同此前所有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此次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大决战”。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很显然,也很简单。通过“大革命”、“大决战”,在文化领域的所有舞台、各个角落“全面、彻底”清除神权和神传文化的形象及影响,为建立红色文化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为培养红色接班人开辟一个全新的阵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国内目标。通过“大革命”、“大决战”,证明中共是“无神论”忠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际共运”的“坚强堡垒和可靠根据地”、真正的“旗手和领袖”,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国际目标。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把中国建成以“红色文化”为一统天下的“红色样板国家”的“大宣言”。
有句名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但终归“破”是“破”,“立”是“立”,“破”还是代替不了“立”。那么,摧毁了神权和神传文化之后,该建立什么“文化”呢?当然是要建立“崭新的”“划时代的”“史无前例的”“无神论红色文化”的一统天下。
这里牵涉到一个“旗手”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无神论者曾将鲁迅、郭沫若命名为“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代、第二代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又将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新旗手”。前者之“新”,代表的是“新民主主义”之“新”;后者之“新”,则代表的是“社会主义”之“新”,“红色文化”之“新”。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新”的概念,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就是这个“红色文化大革命新旗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 ”中组织了一帮“红色文化专家”,煞费苦心、夜以继日编造了“八个红色革命样板戏”。这几个“样板戏”,曾一度占领了中国大陆的所有戏剧舞台、歌唱舞台、舞蹈舞台、音乐舞台、电影舞台等等文化阵地,成为民众“年年、月月、天天”必看必听的唯一文化娱乐项目。
切切不可小瞧了这“八个红色革命样板戏”。绝不可简单的认为,那是舞台上赶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后,民众文化生活匮乏而拿出来填补空白用的小作品。和“横扫一切”一样,“八个样板戏”同样是“划时代的”、“史无前例的”,也“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样板戏”是一个重大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在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之后,将变成一个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一统天下的“人间独立王国”。“样板戏”是一个重大宣言,它向全人类宣告,一个以“红色革命文化”为“样板”的“红色根据地中国”,将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样板”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八个,就会有八十个、八百个、八千个、八万个……,还愁那千百个舞台占领不了?且看当今的中国社会,红色电影、红色电视、红色戏剧、红色音乐、红色舞蹈、红色书画、红色广告……,哪里不是被“红色”充斥着、占领着?这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所要达到的国内目标吗?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文化战线既是联合战线的成员,又是一条独立的战线。过去中共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切不可以为,文化永远是“枪杆子”的附属品,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辅助地位。有时候,文化的作用要比“枪杆子”大得多,一本书可能胜过几个师、几个军的部队。“文化大革命”将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从此以后“无神论”的主要革命手段,将是“红色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而不再是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更不是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作为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和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问题,而应成为“国际共运”总路线、总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且看当今的中国,是怎样与世界联系和沟通的。在继续保持与弱小、贫穷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同时,还不断扩大与大国、富裕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挥舞“经济大旗”的同时,“文化大旗”也随之跟进。如此宏大、美妙的国际形势,靠“枪杆子”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出来的。(再赘述一句,大陆有人就明确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
“文化大旗”是怎样跟进的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或者叫心知肚明。诸如书展、画展、书法展、摄影展等等,连续不断;“孔子学院”、“少林弟子武术学校”等等,方兴未艾;京剧表演、歌剧汇演、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层出不穷;连那么几个红极一时的歌唱家,都分别登上了国际最高级别的维也纳歌剧院的舞台,连洋人也纷纷学唱京剧、学唱“红色革命歌曲”。还有什么“巡回交流团”、“专项竞赛团”、“文化旅游团”等等,名堂甚多。一个卡扎菲倒了下去,一个查韦斯却大胆站了出来,千百个“小卡”、“小查”可能正在被灌输塑造的过程之中。就连“无神论”几个兄弟国家的党,也经常派人来取经,寻求帮助。这不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想要达到的国际目标吗?
第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从而保证“红色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大演习’。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于开天辟地以来绝无仅有的“无神论者”来讲,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问题,一个极其重大的战术问题。处于“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没有可靠的接班人,整个“红色革命事业”就会烟消云散、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是在“培养和造就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
“新中国”建立之后,始作俑者就多次讲过相同的一段话,常常讲的风趣幽默,引得哄堂大笑,内容如下:
我们不但要有自己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经济学家,还要有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更要有自己的“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可能还会有“红色和尚”、“红色道人”……。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设计的总蓝图。听起来、看起来讲的很轻松、很平常,实质上却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严肃。这可是他“年年、月月、天天”费尽心思而操劳的“大事”啊!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的年事已高,内部高层争权夺位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外部“苏修”却愈走愈远、“美帝”又虎视眈眈。面对严酷的现实,为了“培养和造就一批红色接班人”、保证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打下的“红色江山不变色”,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所有阻拦”、“不怕任何唾骂”,凭老命一搏,“哪怕再上井冈山,领一帮人打游击”,也在所不辞。
培养和选拔“政治”接班人、尤其是一把手,当然是“重中之重”、“核心之核”。但是,只有这个重点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作保证,“红色王国”的大厦仍缺乏牢固的基石和根本。在接班人问题上,既讲“重点”,又讲“全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的“辩证法”,是他的“超人之处”。这,也就是他“放手发动亿万民众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还真不出所料。看看当今的中国,各界各层、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大批的“红色专家”成群结队的走了出来,摇旗呐喊,拼名奉献,其中有不少就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直接培养出来的人才呢!
“红色政治家”不屑说,“红色军事家”、“红色经济学家”、“红色企业家”、“红色科学家”比比皆是,应有尽有;“红色戏剧家”、“红色音乐家”、“红色歌唱家”、“红色舞蹈家”、“红色影视明星”、“红色笑星”、“红色主持”层出不穷,争奇斗胜。就是文革始作俑者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吧!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的水平决定着文化的水平。一批批“红色导师”、“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应运而生,纷纷走上各式各样的专业讲台;一期期各类各科的“红色教科书”,被精心编造而成,充斥着所有大、中、小学的校园和学生们的书包;一群群优秀学生被作为“红色接班人”,逐级选拔上去,甚至派到国外镀金。
宗教是文化的源头。神的文化不就是宗教在传播吗?中国的正教,历来公认的就是“儒释道”三大家,“新中国”建立初期把“儒教”取缔之后,就只剩“佛道”两家了。经过几十年的“限制、利用、改造”,一批“红色和尚”、“红色尼姑”和“红色道士”、“红色道姑”终于破茧而出,还有几个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的“红色大法师”。在他们的带领下,大部分寺院、道观“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如今也是“旧貌换新颜”,面目皆非,已不再是僧道修炼修行的场所,而变成旅游胜地、赚钱单位了,变成“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试问“第二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特色社会主义”能那么快就搞起来吗?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在一夜之间就把百万、千万、亿万国营企业据为自己的赚钱工具乃至变为私有?!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把“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变为国营、私营、个体公司榨取“超大剩余价值”的场所?!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全面弄虚作假,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土地面积、假人口数字、假经济指标、假刑事案件,等等,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谎言充斥的世界?!
别看你们已取得了暂短的辉煌,可还是没有脱离“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轨道”啊!
试问“第三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战胜法轮大法”的罪恶运动还能搞的起来吗?你还能站在“法轮圣王(即降生在人间的弥勒佛主、万王之王、创世主上帝)”和众多“佛道神”面前耀武扬威、口吐狂言吗?你还能明目张胆的把亿万民众引向地狱之门吗?
别看你们已得到了一时的胜利,可还是在享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啊!
别忘了,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法国的一位先知、大预言家諾查丹玛斯在500年前就写道:“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为之复活”,“月亮统治20年已成过去,另一种物体将把新的王国组建和巩固”。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一次轰动全球的重大事件。这次重大事件,是中国的“无神论者”向神权和神传文化发起的一场“文化大决战”。这场“大决战”,不仅在旧人类终结之前短暂的巩固了“国际共运”的最大根据地和前沿堡垒——中国这块阵地,而且确立了中国“无神论者”在“国际共运”的实际领袖地位和领导地位。最为重要的,是这场“大决战”明确了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共运”的“新纲领”、“新路线”:在国内,要全面、彻底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并逐步建立“红色革命文化”的统治地位;在国外,要以“红色革命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为主要手段,首先面向弱小、贫穷国家,然后再向大国、强国挺进;为达上述目标,必须不断的、全方位的培养和造就大批“红色文化事业”接班人。
怪不得“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曾多次讲,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一个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人们对“两件事”浑然不解。“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是靠“游击战”?“地雷战”?还是“地道战”?“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与“赶走日本侵略者”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见了另外的一次讲话,人们才有所领悟。这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解释:我们还得感谢日本人,是他们帮助我们强大起来,最后把他们赶跑了。原来“赶走”是幌子,“感谢”“帮助”才是真啊!回顾历史,那实实在在是中国“无神论者”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啊!把“生死存亡”的残酷历史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不就是在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吗?
经过几年、几十年的观察分析,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所讲的“两件事”的真实含义。这“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还要大得多、重要得多,其“伟大、光荣、正确”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啊!就连其“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徒子徒孙也是稀里糊涂,一方面在沿着“文化大革命”所确定的“新纲领”、“新路线”前进,一方面又大骂自家的老人家晚年昏庸。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啊!处于悲剧中心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看看如今的中国大陆,还有多少人在继续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站在“上帝和佛道神”的对面,与神佛为敌、与上天为敌啊!
呜呼,呜呼!哀哉,哀哉!呜呼哀哉!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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