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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dia.soundofhope.org/audio01/2012/10/1/ch10_08out.mp3
“世界上最大的良心犯群体是哪一个，即最大的民众群体因为他们的信仰和观点被囚禁是哪一个？”可能没有几个西方媒体的记者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不同的人权组织做过一些研究。伊森‧葛特曼和林理善（LeeshaiLemish）经过调查和整理，提出他们的结论，在中国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因为信仰和良知被关押并判刑的群体。他们认为至少二十万法轮功学员被监禁在中国的监狱里，这个数字可能还远远不能概括真实的被囚禁法轮功人数。藏族人可能有五千人被关押；基督教徒被关押的人数有所上升，但都远远不如法轮功被关押的人员多。【41】
比如一个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普通读者，或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或者认为镇压是十多年的事了；或者觉得法轮功早就被镇压下去了，或者认为法轮功离自己的生活现实太遥远，不用注意。所有这些现象都与西方媒体的“报导-引导”方式有直接关系。
平衡的报导？
媒体到底在形成人们对法轮功的认识上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一方面，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被报导的太少；另一方面，林理善访谈过的媒体人士认为，“他们是客观的，允许这个矛盾冲突中的双方都有平等的各自陈述事实和观点的机会，对法轮功的报导是准确而平衡的。”【41】
考虑到西方如何报导一个信仰的团体，考虑到镇压法轮功牵扯到多少人的命运，林理善把对法轮功的报导作为一个特别案例深入研究。他做了对比，“作为国家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2003年说：‘整个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形势，’法轮功’邪教组织像过街老鼠…我们必须消灭这个邪教，邪恶的东西必须彻底根除”。
他访谈过的法轮功被迫害者是这样讲述他们的遭遇的，“葛特曼和我采访了刚离开中国的难民，他们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氛围。李和平在伦敦告诉我们，当他拒绝被转化时，他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造成他八天的迷幻。在这期间，他一次又一次的死去又活过来，活过来又死去，在毒蛇池里被群蛇吞食，被巨大的野兽压死，被活活烧死……在曼谷兰丽华告诉我们，她被塞在麻袋，并在夜间被偷偷拖到荒山洞里的酷刑室电警棍，全身体部位无一遗漏的被电警棍。几乎每个幸存的受难者都告诉我们，中共当局是怎样拆散了他们的家庭，被迫离婚，不被允许见到去世的父母，与孩子分离。”
“在拘留期间，如果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他们就被强行灌盐溶液，尿液，有时通过橡胶管插入鼻腔通道，然后向下硬灌玉米粥。强行实施的往往是劳改营中的刑事犯人和看守，物质灌入进入肺部，造成死亡。”
一面是强大的中共政权利用一切国家武力展开最野蛮的迫害，一面是除了信仰手无寸铁的无助百姓，这样残酷的情况在媒体如何做到平衡的报导？如何让双方具有平等的机会陈述他们各自的事实？事实是，在迫害情况越来越严重的同时，西方媒体的报导越来越减少，甚至没有了。就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开和秘密的发布了命令要把法轮功清除干净，媒体几乎见不到报导。最近三年，中共发布命令不能让任何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出村，出镇，这样的责任已经落实到最基层的官员。在互联网上顺手一查，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可是西方的媒体很少报导。
有意淡化中国人权
1999年9月28日，在中国的法轮功被镇压时，维亚康姆的雷石东在上海参加时代华纳主办的会议，该会议由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做主题发言。
丹尼‧谢克特先生这样记录着，“为了取悦北京政府，雷石东呼吁美国在报导中国新闻要自我克制。他说，媒体应报导真相，但要避免对外国政府‘不必要的攻势’。媒体公司必须意识到我们经营所在国家政府的政治和态度……新闻的完整性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经营生意的国家以一种不必要的进攻方式来完成。”而就在这个会议时，中共明目张胆的审查了“时代”杂志。这只是雷石东单方面向中共的示好缓和而已。【42】
人权在媒体企业的发展规划上不占据重要位置。人们不得不佩服丹尼‧谢克特先生的洞察秋毫，“不幸的是，当西方新闻媒体把他们的生意机会至于新闻职业责任之上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对法轮功的报导，“已成为通讯的悲剧：中国不能听到本国公民的申诉，而世界媒体不听（正在发生的事实），或作出严肃的承诺来报导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持续发出的呼声。仔细读读对法轮功的报导，很容易地看到，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没什么两样。”
盘卧在人们心上的巨蟒
这里的“巨蟒”是借用林培瑞先生“中国－吊灯里的巨蟒”中的概念，因为这个说法非常生动的描述了中共在人们心中的准确形象和引起恐惧的状态，还因为这现在成了外国人心中的恐惧。林培瑞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审查机构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是更像屋子中间的大枝形吊灯里趴着的一条巨蟒。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蛇静静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地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当‘自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前苏联推行斯大林的‘灵魂工程’的设想，而在实践中，前苏联的做法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多年来，这种威吓只是针对中国公民。但现在已经波及海外。
“外国汉学家也受到影响。例如，在1999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以后，一家重要美国新闻机构邀请一个在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做一次电视访谈。这个学者是个美国白人。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不想公开讨论一个敏感政治话题，怕失去进入中国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不讨中国官方喜欢的外国人可能会遭到拒发签证的处罚。即使被允许进入中国，也会在进行访问和查看资料时受到拒绝。他并没有受到特定的威胁，但他完全自愿地选择屈从于影响海外中国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则。”【43】
中共不顾自己具备所有邪教特征，反用大量邪教的名称套在法轮功头上。西方媒体报导中也多半自觉不自觉的采用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术语“邪教”，因为他们对法轮功不了解，而且对中共有畏惧。
林理善先生的统计表明，西方媒体在处理法轮功和中共回应对方的批评上，法轮功得到相应的机会是17.9％；中共得到机会是50.2％，中共得到的高出两倍。在内容上，中共抹黑法轮功的主要论调是修炼者拒绝药物或自杀；而中共被指控的则是信仰者都被折磨致死。可以看出，媒体提供给中共的机会，是让中共为自己的残酷镇压辩解。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称法轮功对自己构成危险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来源的证实。相反，中共对法轮功的酷刑和杀害，已经由多个人权组织，以及每年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的报告证实。然而，记者们几乎从来都直接引用中共没有证实的说法，但援引法轮功学员被折磨的情况时，经常添加一个词汇，“据说”，把事实表述成飘渺的东西。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称法轮功对自己构成危险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来源的证实。相反，中共对法轮功的酷刑和杀害，已经由多个人权组织，以及每年美国国务院和联合国的报告证实。然而，记者们几乎从来都直接引用中共没有证实的说法，但援引法轮功学员被折磨的情况时，经常添加一个词汇，“据说”，把事实表述成飘渺的东西。
和政界一样，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共怕自己垮台，西方政要就说，中共如果垮掉就是世界的黄祸，因此西方各国政府的责任是帮助中共扶持着政权。
在大陆与台湾关系问题上，中共特别强调”一个中国”，即中共的中国。中共惧怕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给大陆民众起到示范作用，所以常用“台湾独立”来定义与中共不同认识的人，人为地制造一种两岸本不应该有的敌对情绪。西方政界，学界，都主动用中共的说法规范自己。林培瑞先生说：“多年来，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国政府宣称的‘基本原则’相对立，莫名其妙地总要产生一种很强硬的心理障碍。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当代问题的汉学家中，‘台湾独立’这个词本身就都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含义。同样地，讨论人权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触及中国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跟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那些长期以来牢牢谨记这些禁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最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违犯这些禁条不光会显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禁锢起初并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党’性很强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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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来看”九评共产党” ( VCD, 书)!
Let’s find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VCD, books)!
快上大纪元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团/队)，抹去邪恶的印记!
Quit the Evi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 it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today!
